米博体育邦粹：59部经典史籍古籍先容(1-25)

　　“尚”即“上”，《尚书》即是上古之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上古历史文件的汇编。战国时期总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之书”。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其内容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现存版本中真伪参半。一般认为《今文尚书》中《周书》的《牧誓》到《吕刑》十六篇是西周真实史料，《文侯之命》、《费誓》和《秦誓》为春秋史料，所述内容较早的《尧典》、《皋陶谟》、《禹贡》反而是战国编写的古史资料。今本《古文尚书》总体认为是晋代梅赜伪造，但也存在争议。“尚”即“上”，《尚书》意即上古之书。相传由孔丘编选而成，传本有些篇是后人追述补充进去的，如《尧典》、《皋陶谟》、《禹贡》等。西汉初存二十八篇，用当时通行文字书写，即《今文尚书》。另有相传汉武帝时在孔丘住屋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已佚。东晋梅赜(一作梅颐、枚颐)又伪造《古文尚书》。后来《十三经》中的通行本，即《今文尚书》与梅氏伪书的合编，宋人开始怀疑梅氏伪书，至清渐成定论。今文各篇内容包含商周等代的一些重要史料，如《盘庚》反映商代奴隶社会的情况、《禹贡》记述战国时黄河、长江两流域的地理等。

　　●商书·汤誓·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盘庚上·盘庚中·盘庚下·说命上·说命中·说命下·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周书·泰誓上周书·牧誓·武成·洪范·旅獒周书·金滕·大诰·微子之命·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蔡仲之命·多方·立政·周官·君陈·顾命·康王之诰·毕命周书·君牙·冏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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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固认为是周代的史书，刘向则认为是周代的“诰誓号令”文献集。但自唐以来，学者多怀疑《逸周书》非古人原本，成书时间约在战国、秦汉間。其中有些史料，如世浮、克殷、商誓篇的文字体例当属西周初，其中所载社会情形与习尚，亦多与甲骨卜辞和古金文所载相合，当属周初。

　　《逸周书》中的篇题，有的是后人作作注解时增加的，如书中的第一篇“度训解第一”的“解”字，就是晋代的孔晁作注时加上去的，这是我们在阅读时要注意的。

　　是周末鲁国的编年史，记载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0）间242年的历史。因相传经过孔子的删定整理。所以成为儒家的“五经”之一。

　　《春秋》是我国史书中编年体之祖。后世如荀悦的《汉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刘恕《通鉴外纪》、毕沅《续资治通鉴》、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十多种史书等皆仿此体例。它与后来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成为中国历史著作两种最基本的体裁。

　　由于当时物质条件的限制，《春秋》纪事相当简质，如果没有详细的说明或补充叙述，很难对书中记录的人物或时间有个具体的了解。于是后人开始做这项工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左丘明的《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战国时齐人公羊高的《春秋公羊传》和战国时鲁人穀梁赤《春秋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皆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其中影响最大、文学和史学成就最高的是《左传》。

　　《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左丘明是春秋末年鲁国太史， 因目盲，后人称为盲左。《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53年）。它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左传》对后世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历史学方面。它不仅发展了《春秋》的编年体，成为第一部完备的编年史。中国史学的一些优良传统，如“直书”笔法；注重研究总结历史的得失成败，为现实提供借鉴；重视人的行为的评价和社会效果，要求史家“博闻强识、疏通知远”；讲求文字表述的艺术性等都与《左传》的影响有关。梁启超认为《左传》的出现为“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秦汉以降史界不祧之大宗”（《中国历史研究法》）。《左传》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很大，它是我国历史散文的源头之一，它在纪事中注重叙事的形象生动和人物描写刻画，形成了后来的史传文学，对包括司马迁《史记》在内的优秀历史著作产生巨大影响，也成为韩柳古文运动和宋代诗文革新运动师法的范本之一。中国古代散文的政治色彩和讲究情致韵昧的传统，都与《左传》有关。正如刘知己所云：“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自晋以降，景慕者多”（《史通》）。另外由《左传》形成的史传文学在作品内容、结构和表现手法上，对魏晋志人、志怪，唐宋传奇、话本，明清文言、白话小说亦皆产生重大影响。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汇集了西周至春秋时代的周、鲁、齐等各国史料，共21卷。其中周语3卷、鲁语2卷、齐语1卷、晋语9卷、郑语1卷、楚语2卷、吴语1卷、越语2卷。时间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年）。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

　　关于国语的作者，司马迁最早提到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其后班固、李昂等都认为是左丘明所著。但是晋朝以后，学者一般都否认是左丘明，因为《左传》和《国语》不像出自一人之手。当是战国初期一些熟悉各国历史的人，根据当时周朝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料，经过整理加工汇编而成。成书时间应比《左传》略早一些。

　　《国语》记录了春秋时期的经济、财政、军事、兵法、外交、教育、法律、婚姻等各种内容，对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非常重要。其内容上与《左传》互为表里，所以古人称《左传》为“春秋内传”，《国语》为“春秋外传”。所记内容，大都是编者认为值得肯定的言论和行为。全书强调和推重的基本观点是“重民”、“忠恕”、强调“天命”，重视占卜等。重视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国语》特别可贵之处。后世对国语评价不一，柳宗元曾作《非国语》，专门批判其中错误观点。但宋人刘章、元人戴仔等又作《非非国语》，为《国语》辩护。

　　《国语》在体例上不同于《左传》的编年方式，而是按一定顺序分国排列，偏重于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论，这是国语体例上最大的特点。它虽以记言为主，记事为辅，但全书所记述的240多个大小故事，很少是单纯的议论。有些故事在叙述技巧和情节构思上比前人有不少创新。有的人物描写形象较为突出，性格颇为鲜明，为后代以记人为主的传记文学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又名《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是一部记述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的资料集，其中分为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策，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战国策》的作者历代学者多有推测，皆未得到多数学者的信从。可能非一人一时之作，成书时间应在《吕氏春秋》和《韩非子》之前，个别篇章在秦国统一六国之后。由西汉末年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定名为《战国策》。北宋时，《战国策》散佚颇多，经曾巩校补，是为今本《战国策》。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

　　《战国策》的体例与《国语》相近，基本上以记言为主、记事为辅。所涉史事，上自三家分智氏，下到秦灭六国，凡240年历史。但全书并无贯穿始终的完整线索，多数年代模糊，人物事迹往往前后抵牾，少数篇章残缺不全，属于资料汇编性质。从思想体系看，《战国策》基本上属于纵横家，而其道德哲学多取自道家。社会政治观接近法家，独与儒家相合少而相悖多，因而为后世儒者所诟病。其实，《战国策》中许多观点俱富有进步意义，如反映了民众反对战乱、渴望和平的愿望，对不畏英雄的讴歌，揭露残民以逞的暴君，对民众的重视和“贵士”的倾向等。

　　《战国策》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常用寓言阐述道理，著名的寓言就有“画蛇添足”“亡羊补牢”“狡兔三窟”“狐假虎威”等。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原名《周官》是部专载古代设官分职的政典。王莽时，因刘歆奏请，《周官》被列入学官，并更名为《周礼》。其书作者分歧较大，褒之者说为周公所作，贬之者斥为西汉末年刘歆伪造。南宋洪迈清初学者毛奇龄认为是战国时人所撰，时间当在《吕氏春秋》之前，较近事实。

　　《周礼》原书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由于“冬官”篇已亡佚，汉儒取性质与之相似的《考工记》补其缺。《周礼》所涉及之内容极为丰富，天文历象、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乃至沟洫道路，草木虫，。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堪称上古文化史之宝库。《周礼》它和《仪礼》、《礼记》，通称“三礼”，为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郑玄的崇高学术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对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

　　简称《礼》，亦称《礼经》、《士礼》，是记载中国封建社会初期关于冠、婚、丧、祭、朝、聘、射、乡诸种典礼仪节的书，与《周礼》、《礼记》合称“三礼”。《仪礼》中保存的仪节单很多，曾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记载。但传到汉代只剩了十七篇（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乡饮酒礼第四、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仪第七、聘礼第八、公食大夫礼第九、觐礼第十、丧服第十一、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礼第十三、士虞礼第十四、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第十七），由高堂生作为专供士大夫阶层施行的“士礼”传授，称作《礼经》，为“五经”之一。汉宣帝时，以戴德、戴圣、庆普三家所传习的《礼经》立于学官。不久在鲁境又出现《礼古经》，其除有十七篇外，多“逸礼”三十九篇，但未传下。汉末郑玄用刘向接尊卑吉凶次序编排之本作注，并记明今古文之异同。今只有此本传下。该书至晋代始称《仪礼》，当时门阀为宗法需要，特重其中详定血统亲疏的《丧服》诸篇，出现了不少有关著作。。

　　《仪礼》文字艰涩，内容枯燥，治史者对它望而生畏。但本书是“三礼”中成书较早的一部，尤其是“丧服”篇，是封建社会宗法制度所从出，从中可以看出二千年间通过家族组织形式来巩固君权的根底。清儒胡培翚《仪礼正义》最为详博，可参考。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名高徒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该书编定是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西汉前期《礼记》共有一百三十一篇，戴德从中选编的八十五篇本叫《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本叫《小戴礼记》，即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这两种书各有侧重和取舍，各有特色。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经”之中，为士子必读之书。

　　《礼记》其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仪，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以及修身作人的准则。实际上，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但由多人撰写，采自多种古籍遗说，内容极为庞杂，编排也较零乱，后人采用归类方法进行研究。东汉郑玄将49篇分为通论、制度、祭祀、丧服、吉事等八类。近代梁启超则分为五类：一为通论礼仪和学术，有《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缁衣》等篇。二为解释《仪礼》17篇，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等篇。三为记孔子言行或孔门弟子及时人杂事，有《孔子闲居》、《孔子燕居》、《檀弓》、《曾子问》等。四为记古代制度礼节，并加考辨，有《王制》、《曲礼》、《玉藻》、《明堂位》、《月令》、《礼器》、《郊特牲》、《祭统》、《祭法》、《大传》、《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文王世子》、《内则》、《少仪》等篇。五为《曲礼》、《少仪》、《儒行》等篇的格言、名句。

　　《礼记》全书用记叙文形式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划，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各个时代的人都从中寻找思想资源。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又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前四史”。《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壁”。同时，《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史记》作者是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汉代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西汉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怀抱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壮志开始撰写《史记》。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当时叫腐刑）。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以古人中为完成大业而隐忍苟活的事例激励自己，以全部身心投入史记写作。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得以完成。

　　据《汉书·艺文志》，司马迁除《史记》外，还有《司马迁赋》八篇，以及著名散文《报任安书》。

　　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二十四史”之一。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汉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字。

　　《汉书》在史学史上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它开创了我国断代纪传表志体史书，奠定了修正史的编例。自《汉书》以后，历代官方都仿照它的体例来纂修纪传体的断代史。《汉书》尤以史料丰富、闻见博洽著称，“整齐一代之书，文赡事详，要非后世史官所能及”。历来史班或班马并称，“史之良，首推迁、固”，两书各有所长，同为中华史学名著，为治文史者必读之史籍。《汉书》的语言庄严工整，多用排偶、古字古词，遣辞造句典雅远奥，与《史记》平畅的口语化文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其独特地位。

　　《汉书》作者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自幼聪敏，“九岁能属文，诵诗赋”，成年后博览群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其父乃东汉历史学家班彪。由于《史记》止于武帝太初年间，太初以后便阙而不录。当时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皆为《史记》做过续补。班彪对这些续篇很不满意，遂“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年仅22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接续巨著。不料，工作开始几年，有人上书汉明帝，告发班固“私作国史”。班固被捕入狱，书稿也被全部查抄。他的弟弟班超上书汉明帝说明班固修《汉书》的目的是颂扬汉德，并无毁谤朝廷之意。后来无罪开释，并召为兰台令史，奉诏去完成其父所著。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率兵伐匈奴，班固随其出征，任中护军，行中郎将事，大破匈奴后，勒石燕然山的铭文，即出自班固手笔。汉和帝永元四年窦宪失势自杀，班固受牵连而被免官职，后被逮捕死在狱中。班固写作《汉书》前后历时近四十年，仍有八“表”及“天文志”未完成。汉和帝命其妹班昭续写班固遗作，然尚未完毕，班昭又卒。同郡的马续是班昭的门生，博览古今，汉和帝召其补成七“表”及“天文志”。故《汉书》前后历经四人之手方完成。《汉书》的注疏以清朝的王先谦的《汉书补注》120卷最为完备。

　　班固除《汉书》外，还著有《白虎通德论》六卷。班固也是东汉时期最著名的辞赋家之一，著有《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等。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为司马彪续作），记载了从王莽起至汉献帝的195年历史。作者是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

　　《后汉书》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又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有所创新，有所变动。如在帝纪之后添置了皇后纪，增加了《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七个类传。范晔是第一位在纪传体史书中专为妇女作传的史学家。《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观点鲜明，褒贬一语见的，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后汉书》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的中下层人士。加之结构严谨，编排有序，文笔优美，善于剪裁，叙事连贯而不重复，所以在众多《后汉书》中突颖而出。在范晔撰写《后汉书》以前，已有东汉刘珍等奉命官修的《东观汉记》、三国时吴国人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袁山松的《后汉书》，还有薛莹的《后汉记》，张莹的《后汉南记》、张璠的《后汉记》、袁宏的《后汉记》等记述东汉一代历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余卷。现大多为历史淘汰不存。唐高宗的儿子章怀太子李贤成为《后汉书》作注。此外，清惠栋的《后汉书补注》、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这两家注，也颇受人们重视。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398—445年），字蔚宗，南朝刘宋朝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他出生在一个著名的士族家庭，有着正宗的家学传统。祖父范宁著有《春秋榖梁传集解》十二卷米博体育，其父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种著述。南朝刘宋时代，范晔始出仕，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

　　范晔一生狂狷不羁，颇不满于朝廷，晚年加入了彭城王谋反阵营。谋反失败。不久，范晔等被处死，连坐从诛的还有其弟广渊、其子范蔼等。狱中，范晔写了一篇《与诸甥侄书》，总结了他对文学、史学、音乐、书法的研究心得。在即将告别人世之际，他希望将来能有个知音，理解《后汉书》的价值。他对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史学著作十分自负，认为它们“精意深旨”，是从古至今没有过的“体大而思精”的作品，其中诸序与论赞，更是“天下之奇作”，和班固的《汉书》相比，毫无愧感。

　　《三国志》是西晋陈寿编写的一部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详细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六十年的历史。《三国志》是同类史书中最有价值者。在《三国志》之前，已有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266）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亦准备写作《魏书》，在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书更是推崇备至，将其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三国志》全书一共六十五卷。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和韦昭的《吴书》等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造成了史料不足的缺点，显得内容不够充实。《三国志》中没有“志”类，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中的“志”。另外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后世学者多以此讥讽陈寿，其实，这是中国史书中臣工们编写前朝史书的通例，不足为怪。

　　陈寿的《三国志》最值得称赞之处是：在当时极为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作者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线）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不臣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国志》说：“以理而论，（陈）寿之谬万万无词；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

　　《三国志》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叙事简略，文辞简约，取材精审，对于不可靠的资料进行了严格的审核，不妄加评论和编写，慎重的选择取材之源。据裴松之《三国志注》，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但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孙策之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所击杀。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因此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可见,《三国志》在当时就受到人们的好评。

　　《三国志》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陈寿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简练、优美的语言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三国人物肖像图。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动。如《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称赞说：“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

　　《三国志》作者陈寿（233－297），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他少好学，就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280年，西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除《三国志》外，陈寿还著有《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书，整理编辑过《诸葛亮集》，可惜这些书后来都亡佚。

　　因为《三国志》文辞过于简约，与史实多于疏略，其中《蜀书》更为简略，仅十五卷。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命裴松之为之作注。裴一反解释文辞的传统注法，而把重点放在史实的增补和考订上，裴松之不仅开创了注史的新例，而且对研究三国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不仅使《三国志注》成为《三国志》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史学著作。所以书成献上后，宋文帝叹为“不朽”！但从唐代开始，学者们对裴注的价值产生极大分歧，批评者主要针对其资料庞杂繁芜和体例不纯，代表人物有刘知几《史通·补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叶适《文献通考》等。肯定者则强调其史料价值和注释体例的开创，如钱大昕认为：“裴氏注摭罗缺佚，尤为功臣。”（《三国志辨疑·序》），李慈铭也认为“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越缦堂日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有褒有贬，既肯定了裴注保存六朝文献之功，又批评了裴注体例不纯：“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

　　《三国志注》作者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汉族，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后移居江南。东晋史学家。与裴骃、裴子野祖孙三代有史学三裴之称。

　　《晋书》是一部记述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的西晋和东晋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共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编者共二十一人。其中监修三人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由于李世民（唐太宗）曾给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一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四篇史论，所以又题“御撰”。晋书的修撰，从贞观二十年（646）开始，二十二年（648）成书，历时不到三年。参加编写的前后二十一人，其中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三人为监修。

　　一是《晋书》采用世家之体而取载记之名，用高于列传的规格完整记述了各族政权在中原割据兴灭的始末，给各割据政权以适当的历史地位，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与各族政权并载一史的难题，这一作法大得历代史家赞赏。载记中对十六国政权只称“僭伪”，不辨华夷，也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种创新，不仅丰富了纪传体史书的体例，而且对于真实表现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历史面貌有深远的意义。《晋书》问世后，“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兢从新撰”，说明它在当时和后世都受到人们的重视。

　　二是作者的众多。《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而且都留下了姓名，这在历代皇朝修史工作中是不多见的有这样一支作者队伍，是《晋书》之所以能够超过以往各家晋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晋代的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有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有胡、汉的民族矛盾，有儒、道、释的矛盾，抗战派与清谈派的矛盾等等。《晋书》中，提供了很多这些矛盾斗争的情况及文献材料。如孙恩、卢循、张昌、王如等传，反映了当时的农民起义情况；《江统传》、《温峤传》提供了胡汉斗争的材料；《郭璞传》载《刑狱疏》，《李重传》载《论九品中正制》，《傅玄传》载兴学校、劝农功诸疏，提供了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材料；《裴頠传》载《崇有论》，《阮瞻传》载《无鬼论》等都是重要的思想文献；《束皙传》记载《汲冢书》的发现经过，《裴秀传》记载《禹贡地域图》的制图六法，《卫恒传》记载论书法源流的《书势》一篇，都是极珍贵的史料。

　　四是体例比较完备，使它能容纳较多的历史内容，而无繁杂纷乱之感。叙事往往能做到简明扼要，有时还有生动、精彩之笔。书中的“载记”写得疏密相间，首尾照应，颇有些章法。

　　《晋书》也有明显的缺点，这突出地表现在它继承了前代晋史著作的缺点，记述了大量的神怪故事和小说材料，如《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之谈。这是我们在阅读《晋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其二是史料取舍不够严谨。清人张熷在《读史举正》举出《晋书》谬误达450多条。钱大昕批评《晋书》“涉笔便误”。

　　监修者房玄龄（579年～648年）唐朝初年名相。名乔，字玄龄，以字行。唐代齐州临淄（今山东济南）人，房彦谦之子。18岁时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房玄龄在渭北投秦王李世民后，为秦王参谋划策，典管书记，是秦王得力的谋士之一。唐武德九年（626年），他参与玄武门之变，与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并功第一。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房玄龄为中书令；贞观三年（629年）二月为尚书左仆射；贞观十一年（656年）封梁国公；贞观十六年（642年）七月进位司空，仍综理朝政。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病逝。

　　房玄龄为人善谋但有些优柔寡断，而杜如晦处事果断不善谋略，因此人称“房谋杜断”。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合称“房杜”。

　　《宋书》是一部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梁代沈约在齐永明年间撰成，共一百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今本个别列传有残缺﹐少数列传是后人用唐高峻《小史》﹑《南史》所补。

　　《宋书》的特点一是其中的“志”最为重要，不但收录当时的诏令奏议﹑书札﹑文章等各种文献原始史料，而且每每远溯三代，近及秦汉，尤详于魏晋，对前史做了许多拾遗补缺工作。有人据此批评这与断代史体例不合，但此正是《宋书》优长处，它有利于后代的研究。唐初修晋书诸志，便取材于此。二是成书特快。永明五年（487）春，沈约受齐武帝之命修宋书，到第二年二月，一百卷的《宋书》便完成。自古私人修史，以此速度最快，自然缺漏错误也就难免。自沈作之前，已有何承天、苏宝生﹑徐爰等撰述的《宋书》。沈约之作，大部分是以徐爰旧本为据，这也是他成书快的原因。

　　沈约（441年～513年），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出身江南大族。历仕宋﹑齐﹑梁三朝﹐曾自称“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齐永明五年 （487）时﹐任太子家令兼著作郎﹐奉诏撰《宋书》。沈约在文学上更为著名，是“永明体”代表作家，中国古典诗歌声韵说的奠基人之一。有文集九卷。

　　《南齐书》，南朝梁代萧子显撰。原名《齐书》，后亦称《齐史》，至北宋，为区别于唐代李百药所撰的《齐书》，始改称为《南齐书》，而称后者为《北齐书》。《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502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

　　《南齐书》原有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计有本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本纪除追叙萧道成在刘宋末年的政治活动外，主要记萧齐皇朝（479—502年）二十三年间的史事。列传四十卷，其中不少是记少数民族地区史事的，志八篇十一卷，基本沿袭《宋书》八志，唯去《律历志》而增《舆服志》，改《符瑞志》为《祥瑞志》，其中以《州郡志》与《百官志》尤具史学价值。《南齐书》部帙不大，包含的年代又很短，竟然也撰就了八篇志，确乎难得。不过《州郡志》也因不著户口而为人诟病。另有序录一卷，述作书义例和目录，亡佚甚早。《南齐书》中各志及类传，除少数外，大都写有序文，借以概括全篇内容，提示写作主旨。还以“史臣曰”的形式阐发史论，亦具特色。

　　《南齐书》文字也比较简洁，文笔流畅，叙事完备。其中的列传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传不胜其繁的弊病。有些传，显示了萧子显在历史表述上的才华。如《褚渊传》、《王晏传、《萧谌传》、《萧坦之传》诸传，作者在写这些事件和人物的时候，都不直接发表议论，而是通过前后史事的对比来揭示人物的品格。清代史学家赵翼评价说：“此数传皆同一用意，不著一议，而其人品自见，亦良史也。”但《南齐书》同《宋书》一样，都宣扬神秘的思想、佛法的深远，又都过分讲究华丽的辞藻，这是它们的缺点，也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记。

　　在萧子显撰写齐史之前，已有多部齐史问世，如沈约所撰《齐纪》、刘陟所撰《齐纪》、熊襄的《齐典》、吴均著的《齐春秋》、江淹的《齐史》十志等，今只有萧子显的《南齐书》流传下来，可见其史学价值。

　　萧子显（487—537），字景阳，南朝梁南兰陵（今江苏武进西北）人。他十三岁时，萧衍灭齐建立梁朝。萧子显为人“风神洒落，雍容闲雅，简通宾客，不畏鬼神”的人，又 “颇负才气”，做吏部尚书时，“见九流宾客，不与交言”，只是举起手中的扇子一挥而已，有些士族地主内心里对他很不满。但萧子显凭着他的才华、风度、谈吐的出众，始终受到梁武帝的礼遇和信任。《宋书》的作者沈约甚至称赞萧子显的才华可以与班固比肩。

　　《梁书》主要记述了南朝萧齐末年的政治和萧梁皇朝（502—557年）五十余年的史事。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下令编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姚思廉一人独力承担梁、陈二史的编撰工作。七年后，即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同时撰成。姚思廉撰《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六卷。《梁书》包含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无表、无志。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后论出自乃父姚察之手。

　　该书的特点有三：一是它叙梁朝史事重点突出，记述全面。如梁朝五十多年历史，梁武帝统治了四十多年，《梁书》六卷帝纪中以三卷纪梁武帝，这对全面了解梁朝史事是很重要的。侯景之乱是梁朝历史上一件大事，《梁书·侯景传》长达一万八千字，详细记载了事件的经过。《梁书》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海南诸国”的情况，这是它超出以前史书的地方。《梁书》对当时的门阀制度、崇尚佛教等社会特点，也有突出的记载。

　　二是史论凝重、具有历史的纵深感。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如卷三十五后论，是通过齐、梁二朝在对待“前代宗枝”上的不同态度的比较，说明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问题。卷三十七后论对魏、晋、南朝 “尚玄虚，贵放诞”时俗的批判，《范缜传》则收入了这位无神论思想家的杰作《神灭论》等都表现出史识的高远。

　　三是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书中除引文外俱不用当时流行的骈体文，而以散文书写，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清代史学家赵翼称赞《梁书》对历史的表述“行墨最简”，文字“爽劲”。姚察文章“精彩流赡”，时人称为“宗匠”；姚思廉则被李世民列于“十八学士”，这同他们在文字表述上的工夫不是没有关系。

　　该书的缺憾是充斥大量阴阳灾异、图谶祥瑞，乃至望气相面、因果报应、以及神怪异闻；记事记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时间差误、前后矛盾的地方；也存在着曲笔增美讳恶的毛病。对于一些权贵，歪曲史实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当多，与同时撰写的《南史》比较，《梁书》的这个缺点显得更突出一些。

　　姚思廉（557～637年），本名简，以字行，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父姚察，在梁朝以文才著称。陈时任吏部尚书，领大著作。陈灭后入隋，任秘书丞，隋文帝杨坚命他继续修撰早已着手的梁、陈两代历史。大业二年（606年）姚察死，遗嘱思廉继续完成这两部史书。贞观初，姚思廉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后官至散骑常侍。三年（629年），奉诏撰梁、陈二史。姚思廉撰《梁书》，除了继承他父亲的遗稿以外，还参考、吸取了梁、陈、隋历朝史家编撰梁史的成果。《梁书》于贞观十年撰成，终于实现了他父亲的遗志。这一年，他八十岁。第二年即去世。

　　姚思廉的史学事业，除了撰成《梁书》和《陈书》而外，他还是唐初第一个撰述本朝国史的人。刘知几说他在贞观初年撰纪传体国史，“粗成三十卷”。成为唐代撰述国史的先声。当代人称赞姚思廉的人品和史学是：“志苦精勤，纪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自陈武帝 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亡国前后三十三年间的史实。亦为姚思廉所著。《陈书》共三十六卷，其中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无表志。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这可能与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有关。

　　《陈书》的史料来源除陈朝的国史和姚察的旧稿外，还有陈《永定起居注》八卷，《天嘉起居注》二十三卷，《天康光大起居注》十卷，《太建起居注》五十六卷，《至德起居注》四卷等历史材料以及他人撰写的史书。

　　《陈书》中，我们只见到有两卷本纪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姚察在陈史撰述方面遗留给姚思廉的旧稿比梁史少得多。《陈书》在内容上和文字上都赶不上《梁书》，这一方面反映了姚氏父子在史学功力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出陈朝时期各方面状况的江河日下。

　　但是，《陈书》所记载的历史内容，有些还是有意义的。唐朝的魏徵、宋朝的曾巩、清朝的赵翼都认为；《陈书》在记述陈朝“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方面，尤其是在揭示陈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和陈后主的“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方面，还是有它的历史价值的。另外， 《陈书·皇后传》记后主张贵妃干预朝政，“内外宗族，多被引用”；《江总传》记江总位当权宰，不持政务，只是天天同一些人陪着陈后主在游宴，时人把他们称为“狎客”。这对于后人了解陈朝末年的政治腐败，提供了生动的材料。《文学·何之元传》载何之无所撰《梁典》一书的序文，在史学上是一篇有一定价值的文章。《梁典》已不存，但今人可以从这篇序文中了解这部书的体裁、体例和内容。《陈书》在总体上虽不如《梁书》，但它在编次上却有超过后者的地方，显得更加严谨、合理。以上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记载北魏王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全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本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

　　《魏书》的作者是北齐魏撰。天保二年（551）魏收奉诏撰魏史。早在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时，就曾由邓渊编写《代记》十余卷，以后崔浩、高允等继续编写魏史，都采用编年体。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李彪参加修史，始改为纪传体，大概编写到拓跋弘统治时代。以后，邢峦、崔鸿等先后编写了高祖（元宏）、世宗（元恪）、肃宗（元诩）三朝的起居注。魏收的《魏书》即取材上述史书。天保五年《魏书》完成。其间虽有高隆之任总监，房延佑等六人协助斟酌，主要由魏收执笔。上述史书今皆亡佚，唯《魏书》独存。

　　《魏书》有一个明显的优长：它是我国古代 “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魏书》记述了我国北方鲜卑族拓跋部从四世纪末北魏道武帝叶至六世纪中叶东魏孝静帝的历史，包括它的发展、兴盛、统一北方、实现封建化和门阀化的过程，以及北朝的北魏、东魏与南朝宋、齐、梁三朝关系的历史。其中的《魏书·序纪》还追叙拓跋氏的远祖至二十余代的史事，虽未可尽信，但却大致阐述了拓跋氏的历史渊源。《魏书》不仅是中国历史乃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见证，也是中华文化是以一元为主、多元组成的的实绩证明。

　　其次，《魏书》新增《官氏志》、《释老志》两篇。《官氏志》首记官制，后叙姓族，是反映北魏统治封建化、门阀化的重要文献。《释老志》记佛、道二教，以记佛教为主。它叙述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详细记载了它在北魏的兴衰史。因此受到历代学者的指责，仅刘知几《史通》，批评魏收及其《魏书》就有数十处之多。实际上这正是魏收的史识所在，因为重姓族，崇佛教，这正是当时的社会风尚和时代特征。魏收认识到这一点并加以真实地记录反映，这正是魏收的高明之处。

　　再次，魏书是现存叙述北魏历史的最原始和比较完备的，而且叙事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深广，钩沉致远。获得不少史家的称赞：唐初，许多史家认为《魏书》“已为详备”；李延寿更是称赞它“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沉致远”。李延寿的《北史》，其中北魏部分基本上是魏书的节录。隋唐时期，重撰魏史者甚多，但千载而下，诸家尽亡，《魏书》独存，说明它是经得起历史的选择的。

　　魏收（505－572），字伯起，北齐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三朝。他15岁已能属文，显露才华。入仕后，曾任太学博士等职。26岁迁散骑侍郎，典起居注，并修国史，兼中书侍郎。在东魏，官至秘书监，兼著作郎，定州大中正。入北齐,任中书令,兼著作郎。魏收也颇富文学才华，与温子升、邢劭文誉齐名，并称“三才”。他于天保二年（551）奉诏撰魏史，五年（554）完成。

　　《魏书》的撰成，在北齐统治集团中却掀起了一阵阵轩然。有人抱怨《魏书》“遗其家世职位”，有人又说，“其家不见记载”，或是攻击《魏书》记事“妄有非毁”等等，一时间“群口沸腾”，闹得北齐皇帝高洋、高演、高湛都相继过问此事。这场风波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一是在以后十几年中，魏收两次奉命对《魏书》作了修改；二是在“众口渲然”中《魏书》被有些人称作“秽史”。直到今天这种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因此，澄清这些问题，是后人研读《魏书》所必要的。

　　记载北齐王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唐朝李百药撰。共50卷，其中纪8卷，列传42卷，记载时间上起北魏分裂前十年左右，接续北魏分裂、东魏立国、北齐取代东魏，下迄北齐亡国，前後约五十馀年史实。到南宋时，五十卷的《北齐书》仅剩一卷帝纪、十六卷列传是李百药的原文；其余各卷，都是后人根据唐代史家李延寿所撰《北史》抄补修成的。《北齐书》成书时原名《齐书》，为区别于南朝梁萧子显所撰的《齐书》，始改称为《北齐书》，而称后者为《南齐书》。

　　《北齐书》成书于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之前前李百药曾先后于贞观元年和三年两次奉诏继续完成乃父撰写《齐书》遗稿，并参考了隋朝史家王劭所撰编年体《齐志》。北齐朝建立于文宣帝高洋，但他的开国事业是由高欢和高澄奠定的。《北齐书》在本纪中首列《神武本纪》和《文襄本纪》，追叙北齐建国前的史事，既可交待清楚北齐建国的历史起源，又可补充北魏晚期的历史事实，是很得史学要领的。这种写法创始于陈寿的《三国志》，魏收写《魏书》改造运用了这一方法。李百药把它运用于《北齐书》的撰写之中，体现了他历史见解的卓越。另外，叙事简要，下笔不苟，对于琐言碎语及一些荒诞不经的史实，作了大量删削，也是本书的一个很大优点。但由于作者水平的缘故，捡起芝麻丢了西瓜的情况，在书中是存在的，这又成了书中的一个缺点。对此刘知几、王鸣盛、赵翼等史家都曾作过评论。

　　李百药（565年－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属河北）人，唐代史学家。李百药父亲李德林是北齐的史臣，参与撰“国史”；后来也是隋朝名臣，奉诏继续撰《齐史》。隋文帝时李百药官太子舍人、东宫学士，颇得文帝赏识，一时朝中奏议文告，多出自他的手笔。隋炀帝时受到排挤，出任桂州司马，迁建安郡丞。后仕唐朝拜中书舍人、礼部侍郎、散骑常侍，曾参加了制定《五礼》及律令的工作。李百药人品耿直，在政治上有作为。曾直言上谏唐太宗取消诸侯，为太宗采纳；辅佐太子李承乾之时，对承乾漫游无度的行为数有匡正；对于朝中的其他政事，也不时提出自己的看法，李百药也很有文学才华擅长诗文。现存诗20余首，文章13篇。

　　记载北朝宇文氏建立的周朝（557—581）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唐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史论多出于岑文本之手。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共50卷，其中本纪8卷、列传42卷。

　　《周书》作者的视野极为开阔。《周书》不只是记述西魏及北周皇朝的史事，内容兼顾了同时代的东魏、北齐、梁与陈等四朝的重大史事，对于帝位更迭、重大动乱，皆详加载明，反映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及纷繁的历史事件。《周书》的这一特点，不仅《梁书》、《陈书》、《北齐书》赶不上，就是后来李延寿所撰的《南史》、《北史》与之相比，也还有一些逊色的地方。这显然跟令狐德棻在事实上负责“五代史”的编撰工作有关，使他对当时的历史发展状况能够有一种全局的观点。

　　《周书》的作者具有干练的史才，将一些复杂的事实处理的简明恰当。如对西魏史的表述。北齐承东魏，故以东魏为正统。魏收在北齐撰《魏书》即以东魏为正统、以西魏为僭伪，因而于东魏所记甚详，于西魏则斥而不书。唐代史学家撰写北齐史，只须上承《魏书》就可以了。然而，唐代史家撰北周史却无法上承《魏书》，不能在北魏、北周之间空白了西魏一朝史事。为了表明北魏－西魏－北周这样一个“正统”的继承关系，也为了解决西魏史事在表述上的困难，令狐德棻等便在《周书·文帝纪》中以西魏皇帝年号记事，详细记述了西魏文帝、废帝、恭帝共二十二年的政治、军事大事。《周书》中的一些人物传记，也反映了自北魏末年经西魏至北周的若干史事。其次，是关于后梁史事的表述。《周书·萧詧传》及其众多的人物附传，记载了后梁政权的历史。后梁是梁朝宗室萧詧在西魏扶持下建立的一个封建小朝廷，都江陵（今湖北江陵），属地仅有江陵附近数县，先后是西魏、北周和隋的附庸，传三世，历三十三年（555—587年），灭于隋。应当注意的是，后梁不像陈朝那样可以上承于梁，而且它又是在西魏的扶持下建立起来的，不把它的历史写入《梁书》而载入《周书》，这种在体例上的特殊安排，反映了《周书》作者的匠心。

　　《周书》的文笔简洁爽劲，为后人所赞许。清代史家赵翼说它“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人物形象气韵生动，颇富文学气息。如《王罴传》记王罴守荆州时与将士同甘共苦的精神，仓促间乃“袒身露髻徒跣”迎击敌人的气概，以及“老罴当道卧，貆子安得过”的决心，都写得简洁有力，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又如《韦孝宽传》记韦孝宽守玉壁之战，作者把他的机智、胆识和慷慨激昂的精神也都写得栩栩如生。

　　令狐德棻（583～666），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在唐初颇有文名，多次参加官书的编写。高祖武德五年（622），任秘书丞，建议修梁、陈、齐、周、隋五朝之史。高祖采纳其意见，但因人事变迁，修史事业未能成就。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李世民又下令修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周史由令狐德棻总领其事，贞观十年成书。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德棻八十高龄，加金紫光禄大夫。卒于家。

　　记载隋代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由魏征“总知其务”。现行《隋书》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纪传部分，由魏徵主编，成书于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另一部分为史志部分，始修于贞观十五年（641年），成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是由长孙无忌监修的，前后共历时三十五年而成。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一是因为当时唐朝集中了一大批有才之士：先后参加编写的孔颖达、许敬宗、于志宁皆名列贞观时期著名的“十八学士”之列；颜师古是当时名垂一时的经史大师；负责修撰天文、律历的是唐代著名天文学家李淳风。这样，《隋书》的修撰，便得到了学术上的保证。二是因为修史当时离亡隋时间较近，有不少隋朝的史料尚可资证。如隋人王劭撰的《隋书》八十卷，便保存着许多隋王朝的诏策。此外，当时也还存有数十卷《开皇起居注》等。许多隋朝遗老仍健在于世，可以通过访查直补史事。还有不少修史的作者本人就在隋朝生活过，有着亲身的经历，因而史实也就较为准确。三是作为主编的魏徵，历史上素称谏臣，号为“良史”，他主编修史时一般能坚持据事直书，不像后代史书的一些纪传有那么多的忌讳。

　　《隋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全书贯串了以史为鉴的思想。主编魏徵在给唐太宗上书时曾经说过，“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惟其想到以史为鉴，所以对隋是如何灭亡的，对隋君臣上下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可谓有淋漓尽致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揭露。比如对隋炀帝大兴土木、三游江都，都有翔实的叙写。又因为魏徵等编书者有意写出人民对隋王朝的反抗情绪，因此在《隋书》中也较多地叙述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史实，这在《炀帝纪》两卷中记载最为具体。据统计，在纪传部分的五十五卷中有二十多卷，以及在《食货志》、《五行志》里，记载了有关农民起义的情况。

　　《隋书》还有个优点，就是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虞世南在唐朝已成为唐太宗十分信任的大臣，但纪传中写到他哥哥虞世基的罪恶时，丝毫不加掩饰；尽管裴矩、何稠等人已为唐臣，但对他们在隋朝的作为，也不加任何掩饰。这些方面都是《隋书》胜于其它史书的地方。

　　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为后人研究隋代以及前几朝的政治、经济、及科技、文化制度，保留了丰富的资料。南北朝时期，留下来的典章制度方面的史料极少，而《隋书》的史志部分，多达三十卷，包括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十志。这十志不仅叙述了隋朝的典章制度，而且概括了梁、陈、北齐、北周的政治、经济情况，有的甚至追溯到汉魏。例如《食货志》记载了自东晋以来的等级制度和货币制度；《地理志》记载了南北朝以来的建置沿革；《律历志》和《天文志》总结了南北朝以后一百多年来天文学方面的成就；关于祖冲之的圆周率的详细记录，也保存在《隋书》中。《隋书》的《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后的一部十分重要的目录书，叙述了自汉至隋凡六百年我国书籍之存亡、学术之演变，是对我国古代书籍和学术史的第二次总结，也是对我国学术文化史的一大贡献。《隋书·经籍志》将各类书籍标出经、史、子、集四大类，其下再分四十小类。这种图书分类法，为后世遵用达一千余年。

　　魏徵（580年－643年）字玄成。汉族，唐巨鹿人（今河北邢台市巨鹿县，又说河北晋州市或河北馆陶市）人，唐朝政治家。曾任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以直谏敢言著称，是中国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曾先后陈谏200多次，劝戒唐太宗以历史的教训为鉴,励精图治，任贤纳谏，本着“仁义”行事，无一不被采纳。史载每进切谏，虽极端激怒太宗，而他神色自若，不稍动摇，使太宗也为之折服。贞观十三年(639)上《十渐不克终疏》，在当时和后世都有重要影响。魏徵著有《隋书》的《序论》和梁、陈、齐各书的《总论》，另有《次礼记》20卷，和虞世南、褚亮等合编的《群书治要》（一名《群书理要》）50卷。他的重要言论大都收录在唐时王方庆所编《魏郑公谏录》和吴兢所编《贞观政要》两书里。

　　长孙无忌（约597年-659年），字辅机，河南省洛阳人。先世乃鲜卑族拓跋氏，北魏皇族支系，后改为长孙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内兄，文德顺圣皇后的哥哥。隋朝义宁元年（617年），李渊起兵太原。无忌进见，渊爱其才略，授任渭北行军典签。自此辅佐李世民，建立了唐朝政权，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以功第一，封齐国公，后徙赵国公。武德九年(626年)，参与发动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取帝位。历任尚书仆射、司空。为人谨慎，改任司徒。贞观十一年（637年）奉命与房玄龄等修《贞观律》。贞观十七年，图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长孙无忌居第一。唐高宗即位，册封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永徽二年（651年）奉命与律学士对唐律逐条解释，撰成《律疏》（宋以后称《唐律疏议》）30卷。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为许敬宗诬构，削爵流黔州（今重庆市彭水县），自缢而死。有诗三首。

　　前人称《宋书》、《齐书》、《梁书》、《陈书》为南朝四史，《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为北朝四史。《北史》和《南史》即是删削南朝四史和北朝四史而成，或称为上述八书的简编本。作者皆为唐初的李延寿。《北史》从北魏登国元年（386）至隋义宁二年（618）。其中本纪12卷，列传88卷，共100卷。《南史》从刘宋永初元年（420）至陈祯明三年（589）。其中本纪10卷，列传70卷，共80卷。

　　李延寿的《南北史》，是在删削八书以及乃父已经整理过的旧稿基础上完成的，“其书颇有条理，删落穰词，过本书远甚”（《旧唐书》本传）。清代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对八书和南北史的得失有个品评：“八书中尤要者，宋、隋两书，次则魏书、南齐书、梁书”，“以陈书及北周书为最下：盖思廉颇拙于文。梁书多因其父，经历两世，纂集既详，议论亦美。陈书则殊草草，且一意主简，事迹多缺。北周制度文章，多拟古昔。德棻又志矫浮靡，颇刊绮辞，而综核未精，甄审失当，又篇简残缺尤甚他书。然《南北史》多以一家合传，意重谱系，致时代不分，先后失序。故八书必不可少”。李慈铭认为八书中沈约的《宋书》和魏征主编的《隋书》写得最好，最差的是姚思廉的《陈书》和令狐德棻主编的《梁书》。尽管姚思廉写的《梁书》尚好，那是他老子的功劳。姚思廉本人缺少才华，又一味想简略，再加上不认真，所以《陈书》“最下”。北周主张复古，其制度文章多拟古代。令狐德棻对此为细加考察辨析，为人文辞又讲究绮靡，资料收集又不全，故此主编的《周书》也只能列为下等。至于《南北史》，李慈铭批评他为图简略，在列传中将“一家合传”，导致“意重谱系，致时代不分，先后失序”。其实，《南北史》还有个更大的弊端就是自乱体制，《南史》从宋到陈，《北史》从北魏到隋，这不是断代史，但书中又只有“纪”、“传”，又不符通史体例。

　　但《南北史》还是有其史学地位的。除上述的《旧唐书》中对其文笔上的赞扬外，其资料和观点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南北朝时代的各个朝代，一是有胡人政权，有汉人政权，二是交错或同时存在几个对立的国度，且南北对立；三是王朝存在时间都较短。这样所修的史书就存在民族偏见：“南方谓北方为索虏，北方谓南方为鸟夷”；另外就是“其史于本国详，他国略，且褒贬失当”。李延寿的《南北史》努力改正以上偏向。所以八书和《南北史》不可偏废，皆入“二十五史”之列。我们阅读《南北史》时，也要注意与八书对勘，前人以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便利：明末的李清，仿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将八书中不同于《南北史》的资料，分注于《南北史》之下，成《南北史合注》191卷。省去读者对读检阅的烦劳。

　　李延寿：生卒年待考，河南安阳人。贞观年间，做过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后任御史台主簿，官至符玺郎，兼修国史。他曾参加过官修的《隋书》、《五代史志》(即《经籍志》)、《晋书》及当朝国史的修撰。除独立撰有《南史》、《北史》外，还有《太宗政典》(已佚)。《太宗政典》写成后不久即去世。调露年间，唐高宗读了《太宗政典》，“叹美久之”，给了李延寿后人许多奖赏，并命人抄写了两部，一部由皇家图书馆收藏，一部赐给皇太子。

　　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五代后晋开运二年（945年）由司空、平章事刘昫负责编纂。原名《唐书》，宋代欧阳修、宋祁等编写的《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共二百卷，包括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

　　《旧唐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保存了丰富的史料。唐朝历代修有实录。自唐初以来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等人便相继在实录基础上撰写国史，其中以吴兢的《唐书》和韦述的《国史》最为有名。此后柳芳等人又有续作。后梁、后唐两代都曾下令广泛征集唐史资料；后晋时，贾纬以所搜集的遗文和故旧传说等，编为《唐年补录》，刘昫监修的《旧唐书》就是在上述丰富资料基础上，加上当时所收集的晚唐史料加以缀补而成。所以清代学者赵翼说：“《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二十四史剳记》）张昭远、贾纬、赵熙、王伸、吕琦这批编写者去唐不远，有条件接触到大量的唐代史料，所以能在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修成这样一部二百卷的大书。例如唐穆宗以后的本纪，虽然内容芜杂，但也记载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里较详细地记载了宠勋起义、黄巢起义的情况。昭宗、哀帝本纪则较详细地记载了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情况。《旧唐书》记述唐代少数民族以及外国的情况，也超过以前各史，保存了大量唐代民族政策与对外关系的史料。

　　由于资料丰富，《旧唐书》记事比较详细，便于读者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重视。比如对唐顺宗朝王叔文集团当政时期的政治改革措施记载比较具体。因为《旧唐书》记事详细明确，所以司马光着《资治通鉴》的《唐纪》部分，多采自《旧唐书》。《旧唐书》还保存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载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文章；《贾耽传》登载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表奏。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的重要文献。当然，《旧唐书》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这与编撰者的指导思想有关。他们所遵循的指导原则是纂修须按于旧章，即忠实于唐代遗留下来的原始资料，对历史事实的记载完全按照当时人的思想认识，这样就真实地反映唐代不同时期的思想认识和时代风貌。

　　《旧唐书》修成后的第二年，即946年，北方契丹即对后晋大举进攻，造成了开封及河南州县数百里内杳无人烟的惨状，史籍遭劫自也难免。因此修成的《旧唐书》，因此在保存史料方面，《旧唐书》有很大功劳。

　　由资料丰富和纪事详尽也带来个缺点，就是记事过于繁杂。另外褒贬或从于时尚，以五代时期的思想认识来看待藩镇、忠义、叛逆等问题，这是宋代儒家所不能接受的。宋代著名学者宋祁、欧阳修对《旧唐书》贬责颇多，明末顾炎武也认为《旧唐书》“颇步繁芜”。所以在仁宗庆历年间，北宋朝廷认为《旧唐书》芜杂不精，另命宋祁和欧阳修编撰唐书。这部书在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写成，开始“布书于天下”。《书》行世后，《旧唐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被人们废弃。直至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年）才得以重新刊行。后人为区别这两种唐书，把后晋刘昫所著称为《旧唐书》，而将宋祁等后修的唐书命名为《书》。

　　刘昫（887—946年），字耀远，涿州归义（今属河北雄县）人，五代史学家，后晋政治家。后唐庄宗时任太常博士、翰林学士。后晋时，官至司空、平章事。后晋出帝开运二年（945年）受命监修国史、负责编纂《旧唐书》。

　　记载唐代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书。共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由北宋宋祁、欧阳修等撰，宋仁宗庆历年间开始，嘉祐五年（1060）全书完成，由曾公亮进呈。前后经过17个年头，前10年宋祁主持编修，后7年欧、宋共同“刊修”

　　已有《旧唐书》仍要重新修撰《书》的原因，乃是因为宋人认为《旧唐书》记事过于繁杂。另外褒贬或从于时尚，以五代时期的思想认识来看待藩镇、忠义、叛逆等问题，这是宋代儒家所不能接受的。为了吸取唐代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也是为了通过修史，进行忠奸善恶的褒贬，宋仁宗在庆历年间下诏重修唐书。

　　一是体例、剪裁《书》都超过《旧唐书》。《书》编写者严厉批评《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曾公亮进书表》），自己对这方面当然特别注意。《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保存了我国军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许多宝贵史料。《书》的宰相、方镇诸表，也给读者认识唐朝宰相族系（世家大族）的升降和藩镇势力的消长，提供了一条线索。著名史论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这是公允的评价。自司马迁创纪、表、志、传体史书后，魏晋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书》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以后各朝史书，多循此制。这也是《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功劳。

　　二是史料方面《书》比起《旧唐书》丰富。如《食货志》增加为5卷，不仅比《旧唐书》份量大而且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地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史如唐朝屯田、和籴、矿冶等方面资料；《地理志》着重叙述唐朝地理沿革，记载军府设置、物产分布、水利兴废等情况，补充了不少《旧唐书·地理志》所没有的资料。其中记载各地河渠陂堰的灌溉情况和各州的土特产，也都是他书所少见；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天文志》和《历志》在篇幅上超过《旧唐书》3倍以上。特别是保存了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衍历》的《历议》，反映了唐代历法理论的水平和发展高度；《艺文志》比《旧唐书·经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别是唐玄宗开元以后的著作补充了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就有一些是《旧唐书》所没有收录的。欧阳修还是当时有数的金石大家，他对古代金石学颇有研究，这些都使《书》在某些史实考证方面略胜《旧唐书》一筹。宋祁为唐后期人物立传，采用了不少小说、笔记、传状、碑志、家谱、野史等资料。同时，还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传。关于少数民族的种族、部落的记载，书比旧唐书多而且详。另外《书》增加的《李绩传》记载李绩在立武后之争时的态度，记房玄龄论守成之难易，都是《旧唐书》所不及的。

　　三是在文采、编纂者的治学态度，《书》都超过《旧唐书》。《书》的主要作者宋祁、欧阳修是北宋一代文宗，著名文学家。宋祁及其兄宋庠，在当时有“二宋”之称。宋祁“博学能文，天资蕴籍”；欧阳修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为其特长。参加编撰《书》的其它作者，也都为北宋时期名家高手。范镇曾为翰林学士，文笔流畅；宋敏求为北宋一代掌故大家，富于藏书，曾编《唐大诏令集》和《长安志》，对唐史十分熟悉。刘羲叟是著名天文学家，后来曾助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书》用这些人主笔，自然文采粲然，体例严谨。另一方面，宋、欧等人在修《书》时，态度也很认真。欧阳修负责本纪、志、表部分，撰稿六、七年。宋祁的列传部分时间更长，前后长达十余年。他曾一度为亳州太守，“出入内外”把这部稿子随身携带。在任成都知府时，每天晚宴过后，开门垂帘燃烛，几乎都要著作到深夜。这种认真谨严的态度，使《书》在不少方面的确胜过《旧唐书》。《旧唐书》因撰稿时间仓促，有些转抄自唐实录、国史的痕迹都没能抹掉，存在许多“大唐”、“本朝”、“今上”字样。宋祁等在新修时，把这些不伦不类的话都删削了。使《书》在体例和笔法、风格上显得比《旧唐书》完整严谨得多。另外，《书》在列传的标名上也作了归纳整理，如把少数民族仕唐将领合并到“诸夷蕃将传”中；把割据的藩镇也归到一起来写等等。这样，就使得眉目更为清楚。这些都是在文笔、编裁方面，新书胜过旧书之处。

　　《书》也有明显的缺点。《书》虽然在史料上作了一些补充，特别是志、表以及唐后期的列传部分。但是《书》意在克服《旧唐书》记事繁杂的缺点，对《旧唐书》中保存的大量文章，进行了删削、改写，据清代史评家王鸣盛统计，《书》本纪较旧书几乎减去十分之六七。有人统计，《旧唐书·本纪》部分近三十万字，到《书》仅剩下九万字，而《哀帝本纪》旧书约一万三千字，新书只剩千字左右（《十七史商榷》）甚至作了毫无道理的砍削。这种过简的写法，使《书》不仅失去了许多重要史料，改变了历史文献的本来面目，也使读者无法了解具体情况。又由于苛求文字精炼，宋祁、欧阳修等不惜删去许多重要情节，如《旧唐书》里写得十分生动、极为悲壮的《封常清传》、《高仙芝传》，到新书删削得索然无味。另外出于排佛的偏见，《书》将玄奘、一行等事迹一概不写，致使这两位伟大翻译家和科学家，在《书》中竟无反映。

　　欧阳修（1007－1073），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今永丰县沙溪人）。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与韩愈、柳宗元、宋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其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兄弟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有《欧阳文忠公文集》。除文学外，经学研究《诗》、《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金石学为开辟之功，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上千，并撰有《集古录》，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史学成就尤伟，除了参加修定《书》250卷外，又自撰《新五代史》。

　　宋祁(998～1061)，字子京, 北宋安州安陆（今湖北安陆）人，后徙居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天圣二年（1024）与兄郊（后更名庠）同登进士第，奏名第一。章献太后以为弟不可先兄，乃擢郊为第一，置祁第十，时号“大小宋”。历任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史馆修撰。与欧阳修同修《唐书》，书成，进工部尚书，拜翰林学士承旨。嘉祐六年卒，年六十四，谥景文。著作除《书》列传部分外，有《宋景文公集》。近人赵万里辑有其词《宋景文公长短句》1卷，唐圭璋据以收入《全宋词》时又稍有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