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博体育《百年天津汗青遗存》连载

　　义和团运动，是发生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由中国北方农民自发组织的反对帝国主义斗争，震动了当时的中国和世界，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屈服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精神，表现了中国人民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天津义和团，站在这一斗争的最前线年（清光绪二十六年）春、夏之交，大批义和团在天津遍设盟誓的“坛口”。静海县、盐山县一带的义和团，由首领曹福田率领，米博体育在西关门外吕祖堂设总坛口。由于吕祖堂紧临南运河，天津西南部各县义和团大多在此落脚。义和团著名首领张德成、林黑儿、刘呈祥等经常来这里聚会，与曹福田共商大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义和团运动史上的重要文献——向帝国主义列强宣布的“战书”，就是在这里发出的。

　　当时，针对义和团提出的“扶清灭洋”口号，驻扎在天津租界的英、美、德、法、俄、日、意、奥组成的八国联军，以“保卫使馆”的名义，企图进犯北京。天津义和团得知消息后，立即组织兵力投入战斗，沉重打击了八国联军的气焰。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6月10日，由英国驻大沽口舰队司令西摩尔率领的2000多人组成的八国联军，从天津租界出发，分乘火车向北京出发。天津义和团闻讯，奔赴铁路沿线，将铁路分段拆毁，致使八国联军在廊坊、杨村一带受阻。面对用近代枪炮武装起来的侵略军，天津义和团英勇作战，视死如归，不惜以血肉之躯与敌人拼搏，打死打伤敌军200余人。八国联军被迫沿着北运河退回天津租界，进犯北京的计划遭到重创。

　　6月17日，为了协助八国联军打通抵达天津的通道，实现进犯北京的企图，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又出动舰艇10艘、陆战队900多人，在大沽口集结，向大沽口炮台守将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交出大沽口炮台，被严辞驳回。这是发生在大沽口抵御外敌的第四次保卫战。八国联军在大沽口遭到顽强抵抗，清军击伤击沉敌舰6艘，打死打伤敌军200余人。但年久失修的炮台，根本抵挡不住八国联军的合力攻击，炮台最终失守。八国联军在大沽口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炮台失守后，罗荣光率残部回到天津，自尽殉职。

　　6月18日，为了阻止由大沽口驰援的八国联军抵达天津老龙头火车站（今天津站），天津义和团吕祖堂坛口首领曹福田，率领数千义和团成员，协同部分清军，发起攻打老龙头火车站的战斗。尽管义和团武器落后，但个个奋勇冲击，迫使八国联军“高挂白旗，以示不战”。曹福田识破这一“缓兵”阴谋，继续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杀，打死打伤敌军500余人，几度占领火车站，又几度退出，一直到天津城沦陷之前，战斗始终没有停止。

　　7月5日，天津义和团又与清军一起围攻八国联军盘踞的紫竹林法国租界地。曹福田率领义和团从老龙头火车站向租界进攻，张德成率领义和团与清军将领聂士成率领的军队，分别从西南和南面向租界进攻。当时，曾一度攻到英法租界的交界处，几乎占领法国全部租界，烧毁多处洋楼，歼灭无数敌人，英国领事也被打伤。由于大沽口至天津城的通道未被切断，致使在大沽口的八国联军不断驰援，兵力增至17000余人，敌军开始转守为攻。各路义和团因牺牲过重而被迫撤退，天津城最终失守。

　　随后，八国联军又攻占了北京，迫使清政府与英、美、法、德、俄、日、意、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耻辱的《辛丑条约》，使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吕祖堂始建于1719年（清康熙五十八年），原为供奉仙人吕洞宾的道观，因而才有吕祖堂的称谓。后来，吕祖堂曾多次进行修缮，主要建筑有山门、前殿、后殿和五仙堂。在吕祖堂建立的“天津义和团纪念馆”有三部分陈列：其一是复原陈列，重塑了吕洞宾和他的两个弟子的塑像；其二是全国义和团运动史陈列，主要介绍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向直隶发展并进入天津、北京，义和团屡屡开展抗击八国联军的英勇不屈斗争；其三是五仙堂陈列，内有曹福田、张德成、林黑儿和刘呈祥等四位义和团首领的塑像，再现了他们当年议事的场景。

　　吕祖堂门前广场的西侧，矗立一座义和团的巨大铜雕，表现了义和团成员同仇敌忾、英勇杀敌的大无畏气概。（3）

　　北洋水师大沽船坞，位于天津滨海新区海河下游南岸的大沽口地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沽船坞是为北洋水师修理舰船而建造的。1875年（清光绪元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朝廷批准，开始建立我国近代第一支海军——北洋水师。1880年（清光绪六年），在天津东局子设立北洋水师学堂，又在大沽口地区修建大沽船坞。

　　从建立北洋水师到设立北洋水师学堂、修建大沽船坞，为何选址天津呢？清政府是这样认为的：“直隶津沽口为南北运河、永定、大清、子牙五河入海处，北有辽东，有旅顺、大连以为左翼，南有登、莱，有威海卫以为右翼，为北洋第一重镇。”

　　大沽船坞依托大沽口地区海神庙所建，也别有一番意味。海神庙建于1695年（清康熙三十四年）。当年，盛京、锦州一带闹粮荒，朝廷采用海运的方式，从大沽口将粮食运往受灾的地方。由于此行非常顺利，康熙认定是海神相助，于是敕建此庙，以报海神恩德。海神庙历时两年建成，有三大殿——海神殿、观音阁、水母殿，大小房屋80余间，颇具规模，气势不凡。康熙不仅巡幸于此，而且御题“大沽口海神庙”匾额和海神庙碑记。海神庙建成后，一直倍受朝廷重视，乾隆曾巡幸于此，嘉庆、道光、同治分别御题匾额和楹联。1922年，海神庙中观音阁失火，米博体育使得整座庙宇化为灰烬。这座地理位置十分特殊的海神庙，是清代祭祀海神的重要庙宇，一度成为大沽口地区的地标性建筑。

　　1880年（清光绪六年），依托海神庙所建的大沽船坞，根据北洋水师修理舰船的需要，陆陆续续地建成“甲、乙、丙、丁、戊、已”6座大小不同的船坞。当初，被称为“海神庙船坞”，后来又被称为“大沽船坞”，成为北洋水师第一个重要维修基地，也是北方近代工业文明发源地。1881年（清光绪七年）起，大沽口船坞承接的北洋水师舰船，如“镇东”“镇南”“镇西”“镇北”和“超勇”“扬威”“康济”“利用”等炮舰，多次在这里维修。北洋水师的25艘舰船，除“定远”“镇远”“济远”等7艘吨位过大的舰船之外，其余的18艘舰船都曾在这里维修。

　　1882年（清光绪八年）起，大沽船坞开始建造舰船，陆续为北洋水师建造一批舰船。后来，又开始生产军火，并仿造德国的一磅后腔炮、马克沁机枪。其中，一磅后腔炮改变了中国火炮沉重、装填麻烦和射程近的缺点，是当时世界上十分先进的火炮；马克沁机枪弥补了中国武器的不足，也是当时世界上十分先进的武器。从此，大沽船坞成为修造舰船兼生产军火的综合军事基地。

　　据当年的报纸报道，大沽船坞还建造了中国第一艘潜水艇。当时，上海《益闻录》是这样报道的：“此船式如橄榄，入水半浮水面，上有水标及吸气机，可于水底暗送水雷，置于敌船之下，其水标缩入船一尺，船即入水一尺，灵捷异常，颇为合用。”此乃“摧敌之利器也”。

　　震惊中外的中日甲午战争，于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爆发。在甲午战争期间，大沽船坞昼夜赶修损坏的舰船，同时抓紧时间赶制军火，支持北洋水师将士进行英勇奋战，为抵御外来侵略、捍卫民族尊严，作出应有的贡献。

　　目前，大沽船坞仅存一座“甲”坞。这座历尽沧桑的船坞，是当年6座船坞中最大的一座，可容纳2000吨舰船进行维修，在北洋水师舰船维修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距离“甲”坞不远处，生长着两棵已有百年的高大杨树，树干挺拔，枝叶繁茂，格外引人注目。据传，大沽船坞兴建之初，一对福建籍的青年夫妇，刚刚留学归来，就被清政府派往这里参与筹建事宜。这对青年夫妇为了报效祖国，日夜操劳，废寝忘食，连续3年没有回乡，终因积劳成疾而离世。李鸿章为了纪念这对青年夫妇，亲自种下这两棵杨树，意在取“杨树”的谐音——“杨”为颂扬，“树”为树立典范，以此表达由衷的敬意。

　　“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纪念馆”已在这里建成，展览分为4个部分，即“北洋水师大沽船坞的建立”“大沽船坞不可磨灭的贡献”“大沽船坞的艰辛和曲折”“大沽船坞的新生和发展”。这座纪念馆通过大量的文物、实物、图片和模型等，生动地展现了大沽船坞的历史，成为一处举世瞩目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4）

　　北洋水师学堂遗址，位于天津市河东区东局子军事交通学院内。这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正规化近代海军学堂。

　　在中国的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一贯采取“炮舰政策”，所以对中国的侵略大都是从海上而来，海防成为清政府面临的最为尖锐的问题。为了挽救走向衰败、日趋没落的清王朝，清政府中的洋务派主张学习外国的“船坚炮利”，不惜花费巨额资财，逐步建立一支近代海军。

　　1875年（清光绪元年），洋务派代表人物、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朝廷批准，开始建立北洋水师。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到了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在天津海河燕子窝河段编组成军，成为我国第一支近代海军米博体育。

　　根据北洋水师需要，1880年（清光绪六年）8月，李鸿章又奏请朝廷批准创办北洋水师学堂，并于转年8月建成。据《津门杂记》记载，坐落东局子的北洋水师学堂环境优美，“堂室宏敞整齐，不下一百余椽，楼台掩映，花木参差，藏修游憩之所，无一不备。另有观星台一座，以备学习天文者登高测望，可谓别开生面矣”。

　　北洋水师学堂内的营务处，为北洋水师的办公地点，“衙署宏深，堂屋轩敞”。另外，还建有两座“迎宾馆”，以接待外国将官“过津憩息”，这里“楼阁峥嵘，美轮美奂，殊耀外观”，而“室中一切器具，华丽整洁，皆选购西国精良之品”。北洋水师学堂主设驾驶、管轮两科，即轮船驾驶和轮机管理，整个教学完全仿照英国海军学校教习章程。经李鸿章保荐，北洋水师学堂由原船政大臣吴赞成督办，后又由福建船政局提督吴仲翔接替，并派中国近代极具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著名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为总教习。严复后升任为会办、总办。

　　严复曾在英国受过海军学校教育，所以他在办学过程中，无论学制、课程设置，还是教学环节，均以英国海军学校为标准，尤其注重书本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工厂实习和船课是必修内容，并占有很大的比重。此外，严复办学讲求从严，追求实效，奖优汰劣，一切以造就合格人才为标准。北洋水师学堂培养了一批中国近代海军军官，也培养了一批中国近代船舶技术人才。据当时史料记载，在北洋水师的船舰中，都有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学员。在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海战中，他们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在海战中英勇战斗，不屈不挠，有的壮烈殉国。

　　在北洋水师学堂学员中，也不乏中国近代史上著名人物，其中包括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著名爱国教育家、南开学校创始人张伯苓等。

　　黎元洪于1883年（清光绪九年）考入北洋水师学堂管轮科。他努力学习，认真参加军事操练，表现十分突出，在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春季的毕业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黎元洪参加了甲午战争。1894年9月（光绪二十年八月）的黄海海战中，他所在的“广甲舰”坚持战斗6小时后，不幸触礁，被搁浅在茫茫大海中。次日，船上的官兵陆续离开战舰，黎元洪幸亏带了救生衣，得以在海中漂泊3个多小时，到了傍晚被滚滚海浪神奇地冲到海岸边，幸运生还。1911年（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出任军政府鄂军大都督。后来，他曾两度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张伯苓于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考入北洋水师学堂驾驶科。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节假日也不肯休息，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他和一些同学被派往北洋水师舰队实习，并随舰队参加了甲午战争。北洋水师舰队开始参战时，第一艘军舰刚出海就被击沉。他和战友含着泪水饮恨归来，爱国热忱受到沉重打击。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9月，他在北洋水师学堂驾驶科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随后被派往“通济舰”服役。他目睹了清政府一个个丧权辱国行为，心中悲愤至极，认为在海军中报国无望，下决心从海军退役。经过苦苦思索，他决定从“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入手，实现报国的志向，先后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小学和南开女中，为我国教育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这年6月27日清晨，以俄军为首的一支部队，倾泻无数炮弹，将北洋水师学堂和天津机器局炸成一片废墟。至此，苦心经营二十多年的北洋水师学堂，毁于八国联军的战火之中。北洋水师学堂旧址，现为军事交通学院，院内建有“严复园”和“严复与北洋水师学堂纪念馆”“。严复园”位于教学区中心，矗立一座塑像，后面是复建的北洋水师学堂大门，再后是反映严复一生业绩的大型铜版浮雕墙“。严复园”旁边是“严复与北洋水师学堂纪念馆”。（5）

　　近日，原今晚报社社长、总编辑贾长华的《“近代百年看天津”的令人信服依据——历史遗存的“述说”》（上、下）在《中老年时报》刊登后引起强烈社会反响。23日起，时报又在每周二、周四在7版，连载他的近著《百年天津历史遗存》，再次引发读者热议，来电来信为作品点赞。记者就此采访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著名历史学家罗澍伟。

　　“遗存，是打开和进入历史的入口。”罗澍伟认为，跨越时空维度的城市遗存，不仅是展示这座城市历史文化的立体画卷，更是精湛的、感动岁月的博物馆。

　　天津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在诸多方面代表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文化走向。特别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近代文明通过波涛汹涌的大海，迅速涌入了天津。可以说，在近代中国，没有哪一个城市像天津这样，遭受过如此众多的外来侵略；也没有哪一个城市像天津这样，紧紧地把城市命运与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每一重大事件，几乎都要通过海河演绎，都要进入天津来彰显；天津城头的风云变幻，海河两岸的潮起潮落，无不在近代中国留有深深的屐痕。

　　百余年来，用罗澍伟的话说，即“吾国外事，尽萃于天津，外交之利害，全国之安危，而恒于是乎卜之，故往往动中外人之视听”。“国家维新之大计，擘画经营，尤多发轫于是邦，然后渐及于各省”；举凡“将校之训练、巡警之编制、司法之改良、米博体育教育之普及，皆创自直隶，中央及各省或转相效法”“是区区虽为一隅，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焉”。天津，无疑是近代中国的历史缩影，诸多的历史遗存，可以唤醒百年风雨旅程的城市过往。

　　罗澍伟以天津电报业的兴起为例指出，当时中国的电报业是以天津为中心向全国散发的，因为当时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坐镇天津25年，声势浩大的洋务运动的“主场”就在天津，北洋水师的决策指挥中心在天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权力中枢也在天津。当时，决定中国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因素，很多不在北京而在天津，所以造就了天津在近代的一个特殊历史地位。

　　连载中列举的历史遗存，重新演绎了一段令人难忘的过往，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印证，是这座城市留给我们的一笔珍贵遗产，是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最直观、最形象的教具。充分了解这些遗存，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好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对于近代天津、近代中国都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