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博体育：中邦史籍生长经过：得民意者得天地

　　国家控制普通民众的主要诱导性措施是社会福利和救济计划。很少有政府能像的专制政府这样树立起如此一副热爱人民的偶像。传统上，国家的稳定取决于人民的幸福。人民是国家的基础，因此君主必须爱民如命。恭亲王奕訢写道：“天生民，而树之君，使司牧之”，“天子代天而治”，“故为民上者，抚有四海，统一寰夏，不以天下奉一人，而以一人养天下”。

　　曾国藩道：“……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自古莫富于隋文之季，而忽致乱亡，民心去也；莫贫于汉昭之初，而渐致入安，能抚民也。”他特别指出康熙统治的经验：“我朝康熙元年至六十年中间，惟一年无河患，其余岁岁河决，而新庄、高堰各案为患极巨，其时又有三藩之变，骚动九省，天下财赋去其大半，府藏之空虚殆有甚于今日，卒能金殴无缺，寰宇清谧，盖圣祖爱民如命，民心固结而不可解也。”

　　认为治国必须密切关心人民的反映，统治实际是人民的统治，这样一类观点在那一时代的政治著作中随处可见。正如御史朱潮所指出的：“今之时务尤必以爱民为急务，非敢骋虚词而袭陈言也。”通常，“爱民”首先表现在维护国内和平、秩序及促进农业的措施上，其次才表现在国家对社会福利和公共救济的直接干预上。在正常的情况下，家庭和社区有能力以一种明显有效的方式关心自己内部的不幸者。

　　大面积的自然灾害是经常发生的，米博体育并且经常要求特别救济。在1867—1868年的华北，当时所有的福利、救济机构都受到了严重考验，因为这一地区由于捻军起义已造成了严重压力，现在又接连发生干旱和水灾。在1867年夏天，干旱造成大片庄稼枯死，大小水流干涸，用作燃料的秸秆缺少，灾情异常严重。各种救济建议、计划纷纷呈送到北京。由于粮价暴涨，通常冬季免费供应的米粥一直持续到整个夏天。直隶总督和顺天府尹奉命负责救灾工作：清查户口，安置流民，促使当地居民向其他地区移民，建立孤儿院。

　　从南方采买来的稻米有时免费分配给饥民，有时投入市场以平抑米价。采取特别措施以检查私吞救济粮款的行为。倡导私人捐助救济也获得了明显的成功，以致地痞流氓冒充募捐征集人的事屡屡发生。免费粥厂广泛设立起来，发放救济品的委员们被派遣出去，从邻区向饥馑地区调进了粮食，整个中国北方的公私救济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危机继续到1867—1868年冬天，除了分发熟食外，清廷还根据受灾地区的人口数量拨给钱粮。

　　首要的问题是如何确保把救济送到那些需要救济的人手中。虽然目前还缺乏有关的史料，但是可以推断，有一种重大的努力在发展普遍的公共福利，而且这种扶危济贫的观念得到了普遍赞成和接受。有一个外国人，他亲眼看到一辆辆满载救济粮的大车挤满了道路，因此，他用赞扬的词句描写了官绅所做出的努力。官员们还建议用“以工代赈”的方式进行非直接的救济。这样做既帮助了受灾的人民，又重建了一系列公共工程，如水利工程、城墙和其他在战争中遭到破坏的公共建筑。

　　在中兴时期，还有许多其他公共的和私人的社会福利活动。曾国藩就曾倡议和支持地方富户举建义仓。一位英国领事说，中国人和英国人一样慷慨。上海道台为那些无依无靠的人建立了收容所。社会上一般人都认为，建立孤儿院，防止溺弃女婴，这是公共责任。能干的官员们经常能够在危急时刻迅速采取救援行动。例如在1867年，当汉口兵工厂发生爆炸时，总督就亲临现场指挥抢救。

　　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实际上个人和政府都关心公共福利。在正常的情况下，地方机构适当地处理这些问题，在危机时，则可望国家采取行动。在中兴失败以后，公共福利被忽略了，这不是因为缺乏关心公共福利的意见，而是因为反映这种意见的旧机构（这旧机构是旧秩序的组成部分）已不适应新情况了。为了确保安定，也为了给国家提供一条能从农村获取粮食和人力资源的直接渠道，国家在地方上建立起一系列居民组织，这些组织使一向通过劝导来进行管理控制的儒家制度得到了加强。

　　在这一类组织中最重要的是保甲制度和与之相联系的负责征税的里甲制度。每一个行政区都保存着居民名册，以便进行人口统计。每十户组成一“排”，每百户组成一“甲”，每千户组成一“保”，所有的成员都必须互相负责。虽然保甲的头头是由当地民户提名的，但必须得到地方官的认可，而且这些头头的职责也仅仅是让地方官满意。关于保甲制度的起源，它与家族、家庭制度的关系等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起初，它没有得到主张通过家族进行行政管理的儒家的支持。

　　而在中兴计划中，却把恢复这种组织作为主要目标之一。无论在中国历史上早期家庭制度和保甲制度之间的关系如何，在中兴时期，这两种制度都被当作地方控制的理所当然的机构，而不是一种权宜之计。极力主张恢复保甲制度的最有名的人物都是大儒。李棠阶说，保甲制度对于保证官民和睦是必要的。曾国藩赞扬这种制度是一剂补药，说它将能使人民平静下来，就像从久病中恢复过来的孩子

　　冯桂芬主张重建宗法制度和保甲制度。他认为这些制度是有用处的，能够起到政府所不能起的作用。据他说，保甲制度和古老的宗法制度是中国社会的“经”和“纬”。在古代，在夏商周，中国社会是有凝聚力的，但是它后来分裂了。在他看来，宗法制度可以用来恢复家族的统一，保甲制度可以用来恢复国家的统一，而实现了这两种统一就能够使中国社会恢复到先前的隆盛。

　　与保甲制度密切联系的是民兵制度。保甲制度是为了清除地方内部坏分子的，而民兵制度则是为了保护地方不受外来坏分子骚扰的。但是中兴诸臣对民兵制度却心存怀疑，因为它花费大，并且容易引起地方对立。曾国藩一有机会就反复申说“重在团，不在练”。这种观点似乎集中概括了当时中兴诸臣的看法。

　　关于如何评价19世纪的保甲制度问题，20世纪一直有争议。虽然保甲制度不是一种地方自治组织，但是它的头头都是当地人、邻居或同族人，它能够同当局一起进行干涉，而且它为农村繁荣所依赖的公共秩序和安全做出了贡献。很明显，对于一个中央集权的农业国的行政管理，类似保甲这样的制度是必须的。

　　它通过士绅为地方管理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廉价的补充手段，它充其量是一个非常温和的监督制度。但是，随着中兴的失败，这一制度异常严苛的特点就明显暴露出来了，如不对它进行控制，就会激起人民的愤怒，最后，在企图对它进行根本改造时，它彻底崩溃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