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博体育:中邦史册(中邦的史册)_360百科
中国古代史,始于大约170万年前的元谋人,止于1840年的战争前,是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历史。
中国近代史的时间为,从1840年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近代史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1840年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中国的原始社会,起自大约170来自万年前的元谋人,止于约公元前2070年夏王朝的建立360百科。原始社会经历了原始人群和氏族公社两个时期。氏哥环晶值美盐办饭族公社又经历了母系氏值优组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两个阶段。
元谋人是已知的中国境内最早的人类。北京人是原始人个乙送至伯陈宣群时期的典型代表。山顶洞人已经过着氏族公社的生活。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氏族和黄河流域的半坡氏族是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大汶口文化督是板总庆晚再绿的中晚期反映了父系氏族公社的情况。
传说中,黄帝是4000多年前生活在黄河流域原始部落的部落联盟首领。他提倡种植五谷,驯养牲畜,促使这个部落联盟逐步强大。他曾率领部落打败黄河上游的炎帝部落和南方往一测略掉帮南军的蚩尤部落。后来炎帝部落而和黄帝部落结成联盟,在黄难证河流域长期生活、粒久换北又实繁衍,构成了以后华夏族的主干成分。黄帝被尊奉为华夏族的祖先。
黄帝以后,黄河流域部落联盟的杰出首领,先后有尧、舜、采促间禹。那时候,部落联盟首按步领由推选产生。尧年老了,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大家推举有才德的舜为继承人。尧死后,舜继承了尧的位置,舜年老了,也采取同样的办法把首领位置让给治水有功的禹。这种更替首领位置的办法,历史上叫作“禅让”。
从约公元前207际队0年夏朝建立开始,到公元前476年春秋时期结束,是中国的奴隶社会。
禹的儿子启建立的夏,是陈中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约公元前1600年,夏王桀在位时,被商汤率兵灭亡。
式督苗劳学酒刘据局约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的商朝,是画构固谈喜便增水觉地东奴隶社会的发展时期。商朝的农业、手工脚刑击湖业较发达,青铜冶炼和铸造有很高水平。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是从商朝开始的。商纣王统治致时,周武王兴兵伐纣,商亡。
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坚知771年的西周,是奴隶社会京突月群的强盛时期。西周统治者实行了分封制和井田制。周厉王统治时,引起“国人暴动”,厉王逃跑,政权由周、召二公执掌。公元前倒担它述谈乐歌减唱文论771年,西周被犬戎灭亡。米博体育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的春秋时期,是奴隶社会逐步瓦解时期。这一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益零联日经资国然着止光耕的出现,生产力提高,私内语田增多,促使以奴隶制国有土地为基础的井田制逐步瓦解,奴隶制走向崩溃。春秋苗时期,文化上出现了来洲夫年井投怕季确落司繁荣局面。
从公元前475年战么工形曲易费非斯江龙重国时期开始,到公元220年东汉灭亡,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确立和初步发展时期。
战国时女设觉知期,新兴地主阶级推动了各诸侯国的变法运动。其中秦国商鞅变法比较彻底,使秦国逐渐成为诸侯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这一时期,社会经济获得很大发展,科学技术取得显著成就,思想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否城激静照外斯限全行顾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般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始皇为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秦统一后,为了防御匈奴南侵,在连接原来秦、赵、燕三国北方长城的基础上,又向东、西两段延伸,筑成一道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的城防。这就是有名的万里长城。秦统治者的导致了农民战争的爆发和秦王朝的灭亡。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封建国家。汉初统治者采取的“休备也养生息”政策,使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局面,汉武帝时国力达到空前强盛。平定“七国之乱”后,加强了中央集权;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全国加强了思想统治;通过对匈奴战争和张骞出使西域,使多民族的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丝绸之路的拓通,使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有了新的发展。西汉末年,由于社会矛盾尖锐,农民战争爆发,西汉终于走向灭亡现不章证九胡异课采青。
东汉初期的光武帝调整了统治政策,使社会出现了“光武中兴”的局面。但东汉后期,豪强地主势力发展,投该充便高京保加议,终于爆发了黄巾大起义。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东汉名存实亡。
秦汉时期,国家统一,业妈生产发展,各民族间政治经济级细目草服联系加强,科学文化得到迅速发展。
从公元220年曹丕建魏,到公元589年隋统一,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国棉几心乙问一修末家的分裂和民族大融合时期。
经过黄巾起义的沉重打击,东汉政权已名存实亡。在起义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割区据一方的军事集团。曹操在官渡打败袁绍,基本上统一北方。赤壁一战,曹操大败,退回北方。孙权、刘备的地位得到巩固。220年,曹丕称帝建魏;221年,刘备称帝建蜀;229年,孙权称帝建吴。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三国时期,各国经济都得到了发展。
三国后期,魏国的力量日益强大。263年,魏灭秋个入汽胶脸底征华长歌了蜀。265年,司马炎夺取魏政权建立晋朝,史称西晋。280年,西晋灭吴,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西晋的统一是短期的,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内迁的少数民族和各地流民不断起义、反抗,最终导致了西晋的灭亡。
西晋灭亡酒几实标生弦严罗座谓后,皇族司马睿在江南建立政权,史称东晋。北方各族统治者切通白己随主号国销层先后建立了许多国家,史称十六国。383年,统一黄河流域的前秦和东晋间的淝水之战,东晋取得了胜利。前秦瓦解后,中国的南北方对峙局面更加巩固。在南方,东晋之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在北方,经历了北魏、东魏和西魏、北齐和北周五个朝代,史称北朝。南北朝时地况现盟三要是苏该古期,江南得到了开发,北方出现了各民族机数水会的大融合。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导例序过甲减要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转协季判板沙乎型法,由于各民族的大融合和南北经架茶评混探走妒育济的发展,科学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不少领域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成就。
在民族大融合和南北经济发展的由基础上,隋朝实现了统一。全国统一后,社所标预满害候段能虽士会秩序安定下来,农业、及船联处征友空吃庆评进手工业和商业得到发展,封建经济开始呈现了繁荣局面。官制的改革和科举制的创立,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大运河的开凿,对南北经济交流起了很大作用。
当隋末农民起义蓬勃发展灯曾时,李渊起兵攻占长安,并在618年称帝,建立唐朝。唐初统治者吸取隋亡教训,调整统治政策,前期政治比较清明,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局面,封建经济得到新的发展。
唐朝是一个强盛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各民族间的联系加强,同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也空前频繁。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强盛转向衰落的转折点。安史之乱后,唐朝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唐朝后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导致了农民战争爆发,唐朝名存实亡。
隋唐时期,中国南北统一,疆域广阔,经济发达,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在此基础上,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
从907年后梁建立,到1368年元朝灭亡,是中国封建社会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经济的继续发展时期。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相对安定,经济获得较大发展。五代十国后期,后周逐渐强大,为后来结束分裂割据局面奠定了基础。
北宋建立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封建经济得到继续发展。北宋中期,出现了财政困难等危机,为了克服统治危机,王安石实行了变法。北宋末,政治腐朽,防备空虚,金兵南下,结束了北宋的统治。1127年,南宋的统治开始。南宋与金对峙,南北经济都有新的发展。
北宋时,同其并立的主要少数民族政权,有契丹族建立的辽,有取代辽的女真族建立的金,还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各民族政权间不断进行战争,同时也加强了经济文化交流。
蒙古族的首领铁木真(后被尊称为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了蒙古政权。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忽必烈建立的元朝统一了全国。元的统一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元朝实行的行省制度有效地管辖了全国。
宋元时期,各民族经济交往频繁,手工业、商业和城市经济较前繁荣,中国同亚、欧、非各国联系加强,文化科学技术达到了高度繁荣的水平。
从1368年明朝建立,到1840年战争爆发,是中国封建社会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封建制度的逐渐衰落时期。
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明朝前期,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为了加强军事防御力量,明政府营建并迁都北京。为巩固北部边防,明政府修筑了北边的长城。为了进一步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明政府派遣郑和出使西洋。明朝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江南一些地方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明朝后期,封建专制统治非常腐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终于爆发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明朝的统治被推翻。
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了女真族的政权后金。皇太极改女线年称帝,并改金为清。清初统治者为了进一步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除设立内阁、六部外,还增设了军机处;为了从思想上控制人民,清政府一再兴起文字狱,压制知识分子的反清思想。
明清前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郑成功,清朝设置台湾府,击败沙俄对中国黑龙江流域的侵略,这些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清政府粉碎噶尔丹的分裂活动,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乱,加强对西藏的管辖,使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
明清时期,出现了几部总结性的科技著作,出现了反专制主义的带有民主色彩的进步思想家。文学方面也出现了多部优秀的长篇小说。[1]
战争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由于当时中国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在中英贸易中,中国处于出超地位。为了改变贸易入超的状况,英国不法商人向中国走私。的输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重灾难。禁烟成为全社会共同的呼声。林则徐在广州领导的禁烟运动,给英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战争中,广大爱国官兵和三元里人民进行了英勇战斗。但由于清政府奉行妥协方针,战争失败。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开始遭到破坏,从此,中国门户洞开,开始从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时期,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觉醒,他们把目光投向国门之外,开始了“师夷长技”的探索。
1856—1860年间,英、法为了扩大侵略权益,对中国挑起了第二次战争。美、俄趁火打劫。四国分别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使中国丧失了更多的领土和主权,列强侵略势力扩大到沿海各省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第一次战争后,清朝国内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农民起义风起云涌。1851年,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建立了太平天国政权;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颁布《天朝田亩制度》;1856年,太平天国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主义统治;但是,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激化,引发了天京事变,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等一些领导人实行了一些政治改革,提出了具有发展资本主义主张的政治纲领,并有意识地向西方学习,探索中国独立、富强的途径。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外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农民战争的高峰,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19世纪60年代,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洋务派。从60年代到90年代,他们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压迫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中国无产阶级产生于40年代,早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者,具有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性。
19世纪末,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帝国主义国家更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883年和1894年,先后爆发了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法新约》的签订,使法国进一步打开了中国西南的门户;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更加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发展,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展开了资本输出的激烈竞争,还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民族危机空前加深。
中日甲午战争后,由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掀起维新变法运动。以慈禧太后等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守旧势力发动政变,使维新变法归于失败。这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有利于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同时,它的失败也说明,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这一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妄计划,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加速了它的灭亡。1900年夏,英、俄、日、法、德、美、意、奥八国联军侵略中国。1901年,清政府被迫同八国及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等11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1894年,孙中山创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20世纪初,出现了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等著名民主革命思想家和宣传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也相继建立起来。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标志着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革命派通过与保皇派的论战,使民主革命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发动了萍浏醴、广州黄花岗等一系列起义,四川发生了保路运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接着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辛亥革命既有伟大的历史功绩,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颁布了反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精神的临时约法。使人民获得了一些自由和民主的权利,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获得一定的解放,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也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殖民统治,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局限性,他们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决裂,也不能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摧毁封建势力。因此,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1912年3月,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迁往北京,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权建立起来。袁世凯对内,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孙中山号召武力讨袁,“二次革命”发生。由于力量涣散,“二次革命”很快失败。袁世凯“二次革命”后,开始复辟帝制的活动。1915年底,护国运动爆发。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即死去。
袁世凯死后,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1917年7月,军阀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进北京拥戴溥仪复辟,但复辟丑剧只持续了短短的12天。段祺瑞再次执政后, 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集国会。为维护共和制度,孙中山倡导了护法运动,但不久也失败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短暂的发展。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反对封建军阀统治,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民主”和“科学”是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口号。新文化运动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李大钊热情宣传十月革命,在中国第一次举起了社会主义的大旗,从而使新文化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巴黎和会拒绝了中国代表的正义要求,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激起中国人民强烈义愤。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6月初,运动发展成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全国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并取得了初步胜利。五四运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成为新思潮的主流。一批先进分子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初步结合起来。1920年,小组在各地相继建立,1921年,一大召开,中国诞生了。1922年,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在中国的领导下,从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到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高潮。
1923年的“二七惨案”,使中国认识到,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为此,中国决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月,中国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和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在中国和苏联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建立了陆军军官学校,为建立国民革命军奠定了基础。
“一大”后,全国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大革命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各地工人纷纷罢工,掀起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广东、湖南等省的农动逐渐发展起来,广东革命政府还创办了培养农动骨干的讲习所;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组织武装力量,对军阀陈炯明进行第一次东征,并取得胜利。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并将所属军队编为国民革命军。10月,国民革命军对陈炯明残部进行第二次东征。经过两次东征,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统一,为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奠定了基础。
为了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统治,统一中国,1926年7月初,国民政府誓师北伐。北伐军胜利进军,不到半年便打到长江流域。北伐战争得到了工农运动的大力支援;北伐战争的胜利又推动了工农运动的高涨。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间,上海工人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了胜利。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加紧争夺革命领导权。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月,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这期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央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国民革命失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1928年,国民政府举行“北伐”,占领北京,奉系军阀张作霖退到关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阴谋炸死。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新军阀间连年混战给人民带来极大灾难。在国民政府统治下,“四大家族”凭借国家政权迅速聚敛巨额财富,成为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
中国人没有被反动派的屠杀吓倒,1927年召开“八七”会议,纠正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创建红军,开辟农村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中华苏维埃政权,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从1930年12月开始,至1933年4月,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先后发动了四次“围剿”。工农红军英勇奋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3年秋,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长征。中国在长征路上举行的遵义会议,在极其危急关头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红军在的指挥下,克服千难万险,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认真分析国内国际复杂的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开启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可能,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1931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沈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挑起侵华战争。由于政府和东北军政当局奉行“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东北三省全境沦陷。此后,日本侵略者不断在中国华北、华东等地制造事端,扩张势力。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全国各界群众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怒潮,中国进入艰难的局部抗战时期。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侵占中国华北而蓄意制造了一连串事件,总称“华北事变”。大批日本关东军入关,制造事端,挑起冲突,威逼平津。12月,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日军中国驻屯军一部制造“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还击,全国抗日战争爆发。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制造“虹桥机场事变”,蓄意扩大侵华战争规模,国民政府被迫对日作战,“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9月下旬,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国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全民族的抗战开始。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组织多次大规模战役,抗击日本侵略者,但实行的是一条片面抗战的路线,丧失了大片国土;中国实行的是全面抗战的路线,执行持久抗战的方针,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与正面战场互相配合,抗击日军侵略,为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世界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实行政治诱降,内的亲日派叛国投敌,亲英美派抗战逐渐消极,制造摩擦事件。对此,中国给予了坚决的回击和无情的揭露。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为了克服困难,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国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终于度过了最困难时期。中国的抗战也得到了世界上热爱和平与正义人士的援助,中国人民对此也永怀感恩。
1944年,解放区军民开始局部反攻。1945年4月,中国七大召开。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号召,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订无条件投降书。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举行。经过十四年艰苦奋战,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道,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争取国内和平,1945年8月底,亲赴重庆同进行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政府与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但是,在谈判期间,派军队向解放区发起进攻,被解放区军民打退,国共双方代表签订停战协定。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
从1946年夏到1947年6月,人民粉碎了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1947年6月底,人民开始了全国性的反攻。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人民先后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军队的主力,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4月,人民渡江作战,23日解放南京,推翻了的统治。
1949年1月底,北平宣布和平解放。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通过了有关国旗、国歌、纪年的决定。会议还决定将以北平为首都,改名北京。[2]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中国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中国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三年,肃清了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级的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了反革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展了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1952年年底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952年,中央按照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在过渡时期中,中国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时间遗留了一些问题。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同样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1954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5年3月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对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做了总结,增强了党的团结。1956年1月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随后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规定了对知识分子和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正确政策,促进了这方面事业的繁荣。由于中国的正确政策、优良作风和崇高威信深入人心,广大干部、群众、青年和知识分子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在全国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
1956年9月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大会坚持了1956年5月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前夕的10年中,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3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从1965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了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业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6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7年的4.9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也有比较突出的成果。
中国在这10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在1957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接着,他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他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都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在领导纠正“”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指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提出了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周恩来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陈云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订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朱德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邓子恢等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所有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中央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陆续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总之,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时期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时期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1957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八大的正确方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中国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1958年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和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1960年冬,中央和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周恩来、陈云、等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1962年1月召开的有7000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此外,还给被划为“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分子”帽子。由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措施,从1962年到1966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1963年至1965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1965年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的导火线。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由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从1960年冬以后一直是在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对内克服了自己的困难,对外顶住了苏联领导集团的压力,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军火债款),并且大力支援了许多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1964年年底到1965年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中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号召由于“”爆发而没有得到实行。
这10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为首的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时期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中央的领导集体。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个人。这个时期,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的发动。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建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是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多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出现在作为“”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发动“”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所重用过的、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
“”的历史,证明发动“”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中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一、“”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中被当作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17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三、“”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采取怀疑观望以至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四、实践证明,“”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中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绝不应该采取“”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一、从“”的发动到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康生、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李富春、、、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人,在不同的会议上对“”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派人民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九大使“”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康生等人在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二、从九大到1973年8月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在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1972年,在批判的过程中,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人要求纠正“”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中央副主席。、、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三、从十大到1976年10月。1974年年初,、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做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指出有当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1975年,周恩来病重,在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不能容忍系统地纠正“”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周恩来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对“”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的党内外一切职务。1976年9月逝世,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10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反革命集团,结束了“”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等起了重要作用。
对于“”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有主要责任。但是,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是经常注意要克服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等人也进行过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中国顺利地粉碎“”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中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中,中国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看作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中国和人民在“”中同“左”倾错误和、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整个过程的严峻考验表明: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中国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中受迫害而牺牲的、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中国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一切党内外同志,将永远被铭记在各族人民心中。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中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绝不是“”的成果,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中,尽管遭到、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中国和人民终于战胜了他们。中国、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粉碎“”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但“”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还极其严重。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形成的以为核心的第二代集体(中国集体以为核心,是其重要成员),承担起艰巨的使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冲破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经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批准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报》联合社论中提出的)的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
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在确定工作中心转移的同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并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党的基本路线的简称,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思想开始形成,奠定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
中国强调必须以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实现。根据历史转折的新要求,加强党的组织建设,逐步调整和充实各级领导班子,提出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实行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
中国对重大历史是非作了认真的清理。采取一系列措施,冤假错案,落实了有利于增强党的团结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各项政策。十一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和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了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思想的指导作用。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党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
在拨乱反正基本完成的基础上,1982年9月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确定分两步走在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随后又提出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十二大以后全面展开。它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改革从农村开始,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决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中央尊重群众愿望,积极支持试验,几年工夫便在全国推开。废除人民公社,又不走土地私有化道路,而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农村体制的重大问题。8亿农民获得对土地的经营自主权,加上基本取消农产品的统购派购,放开大部分农产品价格,从而使农业生产摆脱长期停滞的困境,农村经济向着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迅速发展,广大城乡人民得到显著实惠,带动了整个改革和建设事业。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它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为农村致富和逐步实现现代化,为促进工业和整个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适应改革从农村向城市发展的新形势,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接着,中国相继决定对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进行改革,并进一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
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重大步骤,是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崭新试验,取得了很大成就。实践证明,经济特区姓“社”不姓“资”。在兴办经济特区之后,又相继开放沿海十几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发区,批准海南建省并成为经济特区。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两亿人口的沿海地带迅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改革和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强有力的思想和政治保证。中国提出一系列“两手抓”的战略方针,强调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党还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都要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
为了解决香港、澳门、台湾的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尊重历史和现状,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即在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1982年9月,他在同英国首相会见时,阐述了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维护了祖国的主权和尊严。1983年他提出问题的“六条”方针,强烈表达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他针对分裂中国的图谋,强调不能放弃用非和平方式问题。
十二大以后,中国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解决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的问题。在经过两年的谈判后,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领导人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问题的解决为澳门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范例。经过谈判,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领导人在北京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召开了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主要历史功绩,是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认了提出的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大会高度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强调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十三大以后,面对复杂艰难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克服种种困难,实现了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中国经济从1984年到1988年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飞跃时期,展现了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改革和发展相互促进的生动局面,整个国民经济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同时在前进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中国决定用一段时间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以利于更好地推进改革和建设。19发生了一场,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平息了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前进。与此同时,中央明确宣告,党的基本路线和十三大的决策是正确的,绝不会因为发生这场而动摇。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新的集体。经过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以为核心的第二代集体和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集体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了顺利的交接。中央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努力纠正“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现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在国际局势剧变的情况下,中国按照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的方针,坚持把注意力集中在办好自己的事情上,相继作出关于加强廉政建设的决定,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决定,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关于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关于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中国在历史关键时刻作出的这些重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审时度势,提出了一整套外交战略。他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准则。他强调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称霸。在他的主持下,实现了中美建交,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他对许多国家进行了访问,接待了许多国家的领导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社会风云变幻,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严重曲折的局势,他提出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1992年年初,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地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谈话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要求我们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千万不可丧失时机。同年3月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完全赞同的重要谈话,认为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接着,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决定。
1992年10月,召开了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
十四大以后,以为核心的中央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按照十四大的部署,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一贯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前达到了确定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的第二步战略目标,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新成就。
“八五”(1991-1995年)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1995年达到57600多亿元,提前5年实现了原定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对外开放的总体格局基本形成;城乡人民生活继续改善。“八五”期间,扣除物价因素,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年均增长7.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4.5%;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进展,安定团结的局面进一步巩固。
根据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1996年3月举行的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国务院根据《建议》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纲要》提出未来15年的主要奋斗目标是:“九五”时期,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2000年在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同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要取得显著进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
1996年10月10日十四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决议》提出了今后15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
1997年2月19日,逝世。是中国、中国军队和中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全国各族人民,包括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以及海外侨胞,为中国失去了这样一位伟大人物,感到无限悲痛。世界人民,各国领导人和各方面国际朋友,也为世界失去了这样一位伟大人物,表示深切哀悼。中国各族人民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在以为核心的中央坚强领导下,把开创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实现了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的巨大成功,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1997年9月,中国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十五大确立了以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了中国跨世纪发展的奋斗目标和任务。为贯彻十五大精神,中央先后召开七次全会,分别就农业和农村工作、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制订“十五”计划、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等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和部署。十五大以来,中国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施扩大内需的方针,适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克服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波动对中国的不利影响,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成效,农业的基础地位继续加强,传统产业得到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建设了一大批水利、交通、通信、能源和环保等基础设施工程。西部大开发取得重要进展。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财政收入不断增长。“九五”计划胜利完成,“十五”计划开局良好。
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壮大,国有企业改革稳步推进。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较快发展。市场体系建设全面展开,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完善,政府职能转变步伐加快。财税、金融、流通、住房和政府机构等改革继续深化。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商品和服务贸易、资本流动规模显著扩大。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民主法制建设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迈出新步伐。爱国统一战线发展壮大,民族、宗教和侨务工作取得新进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取得新成效。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等事业全面进步。宣传舆论工作和思想道德建设不断加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国防和军队建设迈出新步伐。人民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继续加强,国防实力和军队防卫作战能力进一步提高。军队、武警和民兵在保卫和建设祖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城乡市场繁荣,商品供应充裕,居民生活质量提高,衣食住用行都有较大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成效明显。“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基本完成。
祖国统一大业取得新进展。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坚持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和澳门社会经济稳定。海峡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加强。反对“”等各种分裂图谋的斗争深入开展。
对外工作开创新局面。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坚持正确的对外方针和政策,广泛开展双边和多边外交,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和合作,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
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全党对理论的学习不断深入。中央提出并深刻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讲”集中教育和“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卓有成效。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全面推进,思想政治工作得到加强。干部制度改革迈出新步伐。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取得新的明显成效。
实践证明,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大以来中央作出的各项重大决策是正确的,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取得的成就,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为今后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2002年11月,中国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十六大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作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决策。为贯彻十六大精神,中央召开七次全会,分别就深化机构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制定“十一五”规划、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和部署,提出并贯彻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推动党和国家工作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以上,经济效益明显提高,财政收入连年显著增加,物价基本稳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创新型国家建设进展良好,自主创新能力有较大提高。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重点工程建设成效显著。载人航天飞行成功实现。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新进展。“十五”计划胜利完成,“十一五”规划进展顺利。
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农村综合改革逐步深化,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全部取消,支农惠农政策不断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企业和金融、财税、投资、价格、科技等领域改革取得重大进展。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市场体系不断健全,宏观调控继续改善,政府职能加快转变。进出口总额大幅增加,实施“走出去”战略迈出坚实步伐,开放型经济进入新阶段。
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城乡居民收入较大增加,家庭财产普遍增多。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初步建立,贫困人口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居民消费结构优化,衣食住行用水平不断提高,享有的公共服务明显增强。
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进步。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完善,基层民主活力增强。人权事业健康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切实贯彻。行政管理体制、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文化建设开创新局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成效明显。思想道德建设广泛开展,全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文化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取得新成绩。
社会建设全面展开。各级各类教育迅速发展,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就业规模日益扩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抗击非典取得重大胜利,公共卫生体系和基本医疗服务不断健全,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管理逐步完善,社会大局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速推进,裁减军队员额20万任务顺利完成,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全面加强,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能力显著提高。
港澳工作和对台工作进一步加强。香港、澳门保持繁荣稳定,与内地经贸关系更加紧密。两岸政党交流成功开启,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达到新水平。制定国家法,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进展。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各项外交工作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合作广泛加强,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建设性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争取了良好国际环境。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扎实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深入进行。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卓有成效。保持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取得重大成果。党内民主不断扩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特别是干部教育培训取得重要进展,人才工作进一步加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组织制度创新不断深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效明显。
总的来说,十六大以来的五年,是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重大进展的五年,是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和人民得到更多实惠的五年,是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显著提高的五年,是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增强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更加紧密的五年。实践充分证明,十六大和十六大以来中央作出的各项重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2007年10月,中国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以来的五年,是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的五年,是我们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五年。
对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作出全面部署。为贯彻精神,中央先后召开七次全会,分别就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制定“十二五”规划、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等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和部署。五年来,我们胜利完成“十一五”规划,顺利实施“十二五”规划,各方面工作都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3万亿元。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粮食连年增产。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基础设施全面加强。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效显著,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超级计算机、高速铁路等实现重大突破。生态文明建设扎实展开,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全面推进。
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农村综合改革、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现代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健全,财税、金融、价格、科技、教育、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事业单位等改革稳步推进。开放型经济达到新水平,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二位。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加大,城乡就业持续扩大,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家庭财产稳定增加,衣食住行用条件明显改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农村扶贫标准大幅提升,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持续提高。
民主法制建设迈出新步伐。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基层民主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成绩显著。爱国统一战线巩固壮大。行政体制改革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取得新进展。
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深入开展,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文化创作生产更加繁荣,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取得新成绩。
社会建设取得新进步。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明显提高。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成效显著,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面建立,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形成。全民医保基本实现,城乡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初步建立。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快推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社会保持和谐稳定。
国防和军队建设开创新局面。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取得重大成就,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协调推进、全面加强,军事斗争准备不断深化,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能力显著增强,出色完成一系列急难险重任务。
港澳台工作进一步加强。香港、澳门保持繁荣稳定,同内地交流合作提高到新水平。推动两岸关系实现重大转折,实现两岸全面直接双向“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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